摘要:面对 AI,我们可能从未真正理解过什么?是从未理解过什么是“智人”“知识”“痛苦”,还是从未理解过我们想要什么?由此追问:何为“意义”,形式运算能否产生意义?何为“欲望”,人类欲望的表达能被穷尽吗?何为“界面”,什么是我们知识的中介?何为“劳动”,当劳动消失,价值何在?何为“归责”,因果链断裂时,责任何在?何为“镜像”,AI 映照出怎样的人类形象?何为“命名”,命名是揭示还是遮蔽?我们追问
摘要:地质学上的“人类世”指地质年代上始于1945年左右的新世代,即人类的活动影响地球地形和运动的时代。在文化哲学上,“人类世”其实标志着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转变。以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正在加速对人类精神和身体进行技术化,一个技术主导的文明样式和人类生命形态正在到来。面对技术统治下自然人类文明(传统文化及价值体系)的崩溃以及技术的脱缰狂奔之势,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生命哲学,用以规划新人类生命和技术人类生活世界。本文讨论了人类世文明的四大生命哲学主题,即:解放,从异化劳动到强制休闲;空闲,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快乐,如何创造新的快乐方式;预感,作为未来之学的休闲学。并由此,尝试提出一种“普遍休闲论”。
摘要:在中国神话谱系中,哪吒身上凝结着几种截然相反的伦理观念,最突出的是极致的“孝”与极致的“反叛”。传统解读常强调他剔骨还父是至孝,但这恰恰又是对“父为子纲”的一种反抗。其实,在孝道与反叛间的复杂张力背后,蕴含的是深藏于中国人内心的“替父情结”。如果说西方文化中“弑父情结”的深层逻辑是想要成为自己,必先在精神象征层面“杀死父亲”,那么“替父情结”的深层逻辑则是通过“成为父亲”、替代父亲来实现生命链条的持续与家族血脉的绵延。换言之,哪吒神话的深层逻辑不是简单的“父子冲突”,而是从血缘父亲到精神象征父亲、从孝子到忠臣、从被统治者到权威主体的继替过程。哪吒所经历的自我牺牲、莲花重生、天命认证等过程,所替代的只是父权,而非运作父权的结构。这不是“神圣原则”的替换,而是“神圣代理资格”的生产与再生产。“弑父情结”的理想是成就一个新的自我,“替父情结”的理想是成为更好的父亲,以成为人间秩序的天命代理人。
摘要:尼克·兰德运用其加速主义理论,从上海城市建筑的变化入手,系统分析了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起现代化的空间与时间的加速进程。他认为,上海加速首先表现为对历史的加速,通过对以往的现代性建筑予以功能的变性来建构一种新现代性;其次,上海加速也是对当下的加速,即通过对域外复古未来主义建筑的模仿来完成本土带有未来色彩的新建筑;最后,引入朋克文化的视角,上海的加速精神可概括为“柴油朋克”。上海加速最为核心的就是围绕现代性的时间结构所做的激活、接续和更新。这一理论为理解上海的历史与现在,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加速模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摘要:1934—1937年,中华民族危机持续加剧,广播作为近代新兴听觉媒介,成为建构救亡舆论、凝聚国民共识的关键载体。《广播周报》系统收录战前广播演讲文本,是考察民国官办媒体救亡话语的核心原始文献。以该刊这一阶段357篇完整演讲文本构建标准化语料库,融合TF-IDF词频统计、地理词频空间可视化、非负矩阵分解主题建模与受众情感分析等多维数字人文方法,从词汇表征、主题权重时序、地缘话语分布、演讲主体分工四个层面,探析战前广播救亡话语的生成逻辑与演化路径,发现这一阶段的广播话语存在清晰的发展与变化。早期以实业、教育、科普等常态化建设议题为主,华北事变后,国家民族动员、防空御侮类主题持续抬升,至全民族抗战爆发前成为绝对主流。“广播听觉传播”与“报刊文字留存”的双重模式突破时空与识字限制,大幅延伸救亡动员的覆盖范围。量化工具弥补传统史料定性分析的局限,直观呈现听觉媒介塑造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历史作用,为近代广播舆论史研究提供定量实证路径。
摘要:产业园区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独特的空间创造,但其文化维度长期被经济学与管理学话语所遮蔽。突破“园区即经济载体”的单维认知,可将其界定为一种当代中国文化景观的特殊类型。产业园区景观经历了从工业容器到创新生态、从飞地孤岛到产城融合的范式转换,这一过程既是空间经济的升级,更是文化意义的叠加与重构。这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实践提供文化地理学视角,并为当前城市更新与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摘要:我国西部非遗项目陇南、川北民间“土琵琶”弹唱,渊源甚早,从汉代至宋代的书面文献、南北朝至明代的呈像文物中都能找到对应表征。“土琵琶”的形制肇始自秦汉,改造于南北朝,定形于宋至明代。其演奏规模分别在宋代和新中国成立后达到高峰。
摘要:情感在当代社会已演变为一种可被商品化与符号化的“情绪劳动”,其根源在于身体与真实感受的分离。被消费主义与新媒体规训的情感沦为表演性的社会工具,导致普遍的精神内耗。在此背景下,表演训练以其具身性特质,通过身体觉察与动作实践重建身心联结,构成一条有效的具身性疗愈路径。唯有回归身体这一情感的原初载体,个体才能超越社会规训,重新获得真实的情感表达与内在自由。
摘要:“基本情绪理论”与“建构情绪理论”之间的持续争论,阻碍了情绪研究领域的进展。本文从新的视角出发,通过“廷贝亨四问”剖析两种理论,聚焦二者对演化基础层面的关注,从而促进理论的融合。通过文献研究可发现,基本情绪理论侧重于廷贝亨的演化问题,而建构情绪理论更关注情绪的因果机制。在情绪的生存价值方面,两种理论达成共识,即为特定情境提供最佳反应。而在情绪演化史方面,趋同的证据在涌现,但相关证据仍显薄弱,现有研究均过度聚焦于因果机制。本文认为基本情绪理论与建构情绪理论分别阐释了两种不同的现象:情绪与感受。因此,二者看似难以调和,但在解释与研究情绪演化时可能具有互补性,特别是考虑到它们对“生存价值”问题得出的相近结论。因此,必须谨慎界定所讨论或研究的情绪维度。唯有如此,各种证据才能被有效整合,从而更好地解释情绪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