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2003年前后的情感研究热(affect studies)已经将重心从“情感/情动”转向“情感社会”。2017年出版的《情感社会》(Affect Societies: Key Concepts)收录了情感公众、情感共同体、情感秩序、情感经济等概念,强调情感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编者指出,从“面对面互动”到“大型社会组织形式”,情感(不论是“affect”还是“emotion”)都是最
摘要:21世纪以来,“物转向”与“情动转向”作为人文社科领域涌现出的两个重要理论,在国内学界被视为互不交涉的平行领域。通过聚焦思辨实在论与新物质主义这两条“物转向”的核心脉络,可以发现:哈曼物导向本体论所强调的物之内向退隐与新物质主义所揭示的物质外向涌现,共同构成了情动的同一结构:情动正是在物的不可通达性所打开的本体论裂缝中持续涌现的感性强度。“物转向”在其最深的哲学含义上即“情动转向”,二者共享着对将世界化约为已知的拒绝,并在与中国古典“引譬连类”传统的跨文化对话中,共同指向一个更为开放的物质-感性世界图景。
摘要:情感劳动作为现代劳动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内涵与实践方式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改变。历经概念奠基、非物质劳动形态拓展及数字时代的转型,情感劳动已逐步形成较为清晰的理论谱系与多学科交叉格局,在揭示资本剥削与异化新形态的同时,建立起自身的抵抗策略。本文以情感劳动理论谱系的建构为基点,梳理学界围绕其物质属性、生产价值及社会后果进行的思考与争议,论证适配数字时代的情感劳动理论框架及实践意义,为研究数字时代情感劳动的主体解放提供学理依据。
摘要:针对传统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意义中心主义”瓶颈,本研究尝试在西方气氛美学视域下,建构一种超越再现范式的“情感诗学”。通过梳理从海德格尔到波默、格里费罗的现象学脉络,将“气氛”理解为一种先于主客二分的感性力量和流动于空间之中的“准事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文学文本如何凭借“气氛张力”,在认知解码之前直接触及读者的具身感知,并由此将文学阅读重新界定为一种“承受”与“调谐”的过程。结合杜威的审美经验论,审美发生的关键在于身体对气氛的内化,以及主体与环境在原初层面的交互生成。突破理性主义对阅读经验的单一支配,恢复身体反应在文学批评中的理论位置,为文学研究开辟关注“在场”强度与感性生成的新路径。
摘要:在时尚史研究中,20世纪30年代相对边缘或晦暗,其表象与机理均未获得系统阐释。这一时期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与战争威胁交织,中西社会共同处于强度剧烈的情感场域之中。在此语境下,女性服饰以巴黎裙装与上海旗袍为代表,通过廓形的变化,将经济逻辑与历史经验转化为可感的情感形式,呈现出女性在外部压力与自我表达之间复杂的情感实践;服饰不仅作为连接社会观念、经济结构与政治情绪的物质媒介,而且在具体互动中持续参与情感经验的建构与重塑。由此,女性现代性主体在这一危机情境中得以酝酿并发生转型。
摘要:本研究以小红书 AI 话题为案例,探讨中文社交平台情感公众的生成机制。基于数字民族志与小型精选案例集,通过情绪-互动双维度编码,分析情感表达与互动实践如何共同塑造情感连接,可发现情感公众在不同话题情境中呈现差异化结构:“AI 疗愈”话题形成以共鸣为核心的情感支持网络,“AI 写真”话题表现为嵌入实践操作的情感连接形态,“AI 恋爱”话题则体现为多情绪类别并存的张力结构。因此,情感公众并非建立在情绪一致性之上,而是在情绪分歧与互动实践中持续生成。提问、模仿、经验分享与争论等实践行为,构成情感连接的关键机制。情绪表达提供情感连接的强度维度,互动实践提供其结构维度,二者共同构成情感公众生成的双重机制。在此基础上,将中文社交平台的情感公众概括为“生活方式型多元情感公众”,有助于推动情感公众研究从单一政治行动主义框架拓展至多元数字日常生活情境。
摘要:在当代“情感转向”语境下,西方“emotion”概念框架在跨语际实践中常对先秦“情”思想构成系统性遮蔽。在《孟子》“四心说”与《荀子·乐论》的各个汉学译本中,“恻隐之心”与“乐合同,礼别异”等核心表述存在语义转换,西方二元论框架将先秦“即情言理”的整体结构切割为“情感至上”与“理性压制”的对立两极。这种遮蔽源于西方“emotion/reason”二分法与中国一元论思想之间的范畴错位,翻译在此是被遮蔽的载体,而非遮蔽的施行者。解蔽之后,“即情言理”范式呈现出情感与秩序相互生成的内在结构,其“不可译性”恰标识了一种溢出西方概念框架的思想可能,亦为当代情感社会的跨文化理解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文明根基与理论视野。
摘要:在清末“言志”传统和“士”的身份失效后,林纾借由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重新找到了一种“以感人为能”的文学形式。这促成了“译者林纾”的诞生,并提出了以小说为载体的“情感政治”的可能性。而从《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文本改译和读者接受情况来看,小说作为“情感政治”的意义,并不像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在于传达某种政治主张,而在于“歧义”,即打开更多不确定性。就此而言,新型的“情感政治”开始摆脱规训式、一元化的表达,形成了多元主体的对话互动,从而构筑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小说也由此成为20世纪中国培育新兴政治主体的公共空间。
摘要:“只赛博,不朋克”是对中国赛博朋克小说的经典评价,但其情感基础尚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本研究采用基于词库的情感计算方法,构建21维情感向量,对68篇中国赛博朋克短篇小说与20篇西方经典赛博朋克短篇小说进行系统性比较,通过主成分分析与独立样本检验,发现两组文本在情感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赛博朋克小说在“赞扬”“快乐”等积极情绪上强度显著更高,而“憎恶”“贬责”等消极情绪显著更低,整体呈现明确的乐观偏好。这一情感模式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脑游戏文化的深度渗透密切相关,游戏经验赋予赛博空间探索、成长与社交的积极意义。
摘要:如果说电影是最深刻的情动装置,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则是典型的情动电影。陈旭光提出:《给阿嬷的情书》触动的是人们内心深处最纯洁、最复杂的情感世界和伦理关系。复杂多样、微妙难言的情愫让观众的观影体验从“补历史课”、媒介的考古和猎奇,不知不觉地被“代入”,变成观看或体验一个可敬、可爱、可信的故事,甚至变成“身体亲历”式的沉浸和感动,进而完成从个体情动到集体共情的情感认同。李道新提出:新电影思维作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主要引擎和重要推动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给阿嬷的情书》通过银幕上下和影院内外的联动,深度挖掘并成功展现了电影本身具备的语言、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等多模态组合功能,全面诉诸视觉、听觉、触觉,在记忆、情绪、想象和理解等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达成人群之间、媒介之间、平台之间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交互,也体现出电影产业对周边行业和舆论场域的正向引领及积极带动功能。邓建国则提出《给阿嬷的情书》带来了传播学启示:书信作为一种看似正在消失的“贫媒介”,却表现出强大的情感力量,关键在于实现了人类的远距离在场。媒介技术的发展,归根结底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传递存在,书信的“见字如面”是媒介局限催生出的文化想象,是中国人沟通理想简约而诗性的表达。
摘要:情动理论为重新理解电影媒介提供了新的视角。电影不仅是叙事文本,更是一种能够调动身体感知并生成文化认同的情动机器。情动并非已被命名的情绪,而是身体在遭遇影像、声音、空间与他者时产生的强度变化。《给阿嬷的情书》通过弱叙事、慢时间、缺席结构以及潮汕方言、侨批物性、老屋空间,构成了低强度而持续性的情动机制。影片并未依赖强冲突与直接煽情,而是在日常动作、声音质地与物件细节中,使观众重新感知等待、离散、亲缘与记忆。潮汕话和侨批在影片中被转化为具有身体性的情动媒介。影片的传播效果表明,地方文化的有效传播并不主要依赖知识说明,而在于能否被转化为可共享的身体经验。在短视频与算法情绪主导的媒介环境中,电影仍具有长时段沉浸、情动组织与文化记忆生产的不可替代性。
Abstract: Sinc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material turn" and the "affective turn" have emerged as two important theoretical current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et they have of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