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晚清至当下的三次“媒介之变”与“人民文艺”这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核心范畴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晚清至“五四”时期,印刷文化的确立为“人民文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也引发了左翼文学对文学边界的突破,都市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文艺大众化”理论与实践成为“人民文艺”的先声。抗日战争的爆发对文艺工作提出了面向最广大农村和农民的要求,需要把印刷文化与口传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传播形态,“延安文艺”借助基层传播的方式,既让“人民文艺”找到关键的实践路径,也在“进城”之后面对诸多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艺转型可视为对“人民文艺”困境的回应。随着影像文化的霸权和数字媒介的崛起,无论是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文化体制,还是“延安文艺”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都遇到极大的挑战,由此催生的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为应对挑战、重塑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摘要:在硅基经济学的框架中,压缩是硅基智能体经济运作的命脉,而完美的压缩恰恰通向抽象之死:当信息系统在自身生成的数据上循环运转,特殊性消失,多样性均匀化,意义枯竭。比特行星要逃离这一热力学终点,须为碳硅界面持续注入不可压缩的真实性;界面的运作,需要碳基侧存在真实的在意,即对一个特定的、不可替代的存在的非理性承诺。这种“在意”在结构上无法还原为工具理性,它以有死性为存在条件,以痛的不可压缩性为本体论基础,以拒绝分散化的非理性集中为形式——这正是热力学意义上的爱。爱不是比特行星结构之外的情感附加物,而是比特行星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当人工智能引发人的存在论意义焦虑时,这一论证给出一个结构性的回答:爱以及人的不可压缩性不是会被技术取代的弱点,而是整个文明大厦——碳基文明及硅基文明赖以不塌的锚点。
摘要: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对戏曲演唱南北诸腔的加速演化,以及南唱声腔的活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明初,上海地区流传的主要是北曲杂剧,南曲的弋阳、太平、海盐诸腔也曾风靡一时。明万历年后,上海成为昆曲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昆腔位居诸腔之上而被称为“官腔”,并具备了吴侬软语的“劲而疏”地方特色。流行于上海乡镇间的弋阳、太平、海盐诸腔式微,几近屏迹,习俗改而崇尚“土腔土戏”。这种上海“土腔土戏”,是对南曲诸腔戏“错用乡语”而“变易喉舌”改调而成。这种“土戏”的节俗性,最终使演戏观剧成为上海乡镇民俗行街活动的一部分。虽然,主要流行于文人士大夫间的南戏昆腔风传后世,但真正受老百姓喜爱的仍是这种不见经传的“土腔土戏”。可以说,它反映了明中叶后浪漫主义文艺运动的真正面貌。
摘要:清代著名剧作家蒋士铨毕生追慕汤显祖,以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中人物为剧中角色,创作了传奇《临川梦》。作为中国戏剧史上的第一部剧作家传记剧,《临川梦》真切地表现了汤显祖的坚韧性格和凛然风范,并归纳了他离京而于南京担任闲职的五个原因。《临川梦》真实反映古代的社会和生活现实,尤其是中下层官员的贫穷和艰难,父母之命的婚姻原则之下,男女平等的良好关系和文化氛围。剧作虚构汤显祖的“天涯知己”俞二姑阅读《牡丹亭》的审美实践,及其批评剧中男主角柳梦梅的精湛见解,手法新奇。剧本虚构汤显祖与其夫人斟酌《牡丹亭》创作的温馨场面,是中国戏曲独创的“知音互赏”式爱情的创新之作。但《临川梦》对功勋盖世的汉高祖刘邦和文化大家陈继儒的错误评价,也须纠正。
摘要:戏曲衰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现存的348个戏曲剧种中,122个剧种只有一个剧团,但婺剧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仍十分火爆的剧种。浙江省缙云县有17个终年进行商业演出的民营婺剧团、100多个能唱能演的群众性婺剧戏迷组织。这些民营婺剧团年营业额大都在500万元上下,演艺水平较高的演员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缙云婺剧生机勃勃的原因在于:保存了完整的乡村传统文化体系;经济较为发达,百姓生活富裕;有着爱好演唱艺术的传统;商演或自娱性演出的剧目切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但仍存在缺乏创演新剧目的能力、剧目演出质量不高、婺剧“打”的功夫与绝技不断地弱化、很少创演现代戏等问题。若要让缙云婺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断地发展,应将缙云县婺剧促进会的工作做实;开设婺剧成人演职人员培训班与青少年学历班;恢复缙云县婺剧团建制。当下戏曲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缙云婺剧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各地借鉴。
摘要:上党梆子《大汉母子》是一部新编戏曲佳作。李伟《上党梆子〈大汉母子〉:难得一见的好戏》认为编剧李莉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和“用历史照亮现实”精神,在基本历史事实基础上,创造性地开掘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相互关系,从而创作出一部真正的悲剧。胡晓军《历史人物初构与当代艺术再生》比较全面地分析该剧的编剧、导演、表演,并指出了编、导、演各个环节存在的不足。张强《艺术的精进还是水准的削弱》聚焦于该剧三个版本的结局处理,是作者看戏之后的反刍与思考。邓碧婷《悲凉之气,充滥剧场》则对该剧中的三组人物进行了对比分析。
摘要:本研究以文化润疆为视角,运用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分析模型,结合视觉人类学视角,对新疆少数民族创作者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发布的短视频内容进行文本和话语分析,重点关注身份表征、话题选择、语言符号三个维度的社会意义建构机制。新疆少数民族短视频通过内部人视角的自我表征,消解他者化的叙事,用生活化话题的柔性叙事实现“去极端化”表达,并且通过语言互文实践重构“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短视频场域形成了一个政策话语跟民间话语交融的“第三空间”,使文化润疆在新媒体时代有了话语构建的新路径。
摘要:意象理论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舞蹈实践中,意象的原理与作用也同样存在。根据舞蹈中身体形象和道具等的视觉特征,意象在舞蹈创作中被认为是“情意之象”,即通过“象”达到对“情意”的表达。舞蹈作品中必须有“意象”,但这种“意象”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更应有一种兼具深厚意蕴的“象外之象”,形成一种高远的意境。将舞蹈创作中的具体实例与中国艺术理论中有关“象”和“意象”的概念及范畴相结合,可将舞蹈创作中“象外之象”总结为四种形式,即“象外有象”“组合之象”“象外之反象”“恍惚之象”(大象无形)。本研究一方面从编创的角度,分析舞蹈作品中的造“象”手法,以及“象外之象”的意境生成;另一方面,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提炼舞蹈作品中形象创造的理论根源,总结舞蹈理论,建构理论自觉、逻辑自洽的创作批评体系。
摘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视为马克思创作的一部社会戏剧,在戏剧的演出、结构与行动三个维度呈现出属于戏剧作品的本质特征。在演出维度,通过暴露历史戏剧中“反复”的内在矛盾,意在超越历史的同一循环,生成差异的革命潜能;在结构维度,通过解蔽社会剧场中的象征体系,打破资产阶级压抑与“净化”的逻辑,将社会呈现为开放的剧场,使公众重新认知自身与所处的世界;在行动维度,文本化为“竞演之声”,呼唤被压抑群体登台发声,推动观众由被动观看转向能动实践。这一戏剧化解读突显了这部社会戏剧的双重意义:既是对历史的批判性重构,也是动员现实行动的重要工具。它的“观众”不只是特定历史中的特殊社会团体,更是所有时代中意图实现人类真正解放的行动者。
摘要:在文旅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旅游职业教育面临深刻的范式转型需求。浙江作为“全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样板地”,其产业升级对具备“文化解码、数智运营、服务创新”复合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提出了迫切需求。本研究以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为典型案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探讨一种以“文旅融汇”为核心的旅游职业教育新路径。这一实践可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分别对应空间生产的四个层面:物理空间的校园、景区、展馆一体化,努力打造“职业文化基因库”与“职业精神孵化器”;符号空间的“学生主体”与“观念可视”,努力造就“人格唤醒系统”;剧场空间的仪式化展演,造就“职业美学”与“集体记忆”;规则空间的全球标准生产,造就“标准适配”到“范式贡献”的升维。这四个维度相互嵌套、层层递进,构成一场自觉的“空间重构”运动。
摘要:近年来,中国公共空间中广泛出现“我在××很想你”“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等“网红路牌”,颇受诟病。基于对于语言景观本质的重新认识,可以看到:此类路牌形式上借用交通/地名标识的权威符号系统,在语义与语用上植入情感化召唤话语,从而完成对空间的“可拍摄化”改造,并推动旅游消费与景观建构进入以移动终端、社交平台与算法传播为支撑的“微型符号—影像呈现—社交证明”链条。在这里,网红路牌作为微型、可复刻、可再传播的情感符号装置,以低成本解决当代旅游的两大结构性需求,即短停留、高频出游条件下对“到此一游”的可视化证据需求,以及面向第三者的社交展示与自我叙事需求。由此,不但可以看到其对传统语言景观研究的挑战,更可进一步认识城市公共符号秩序与治理研究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