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展中西方现代化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催生了“异化生活”并陷入“无序扩张”的泥沼,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本逻辑”,致力于实现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努力践行“科学发展”的人间正道。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显著的理论优势、政党优势、制度优势和价值优势。中国式现代化谱写了人类现代化理论创新的新篇章,开辟了人类现代化实践创新的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形态,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正在重塑社会生产领域的现实图景,推动着劳动实践的智能化转型,由此产生很多新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迫切需要运用时代化的劳动价值论进行理论回应。从比较视野观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明确界定了人类是劳动的主体,确立了人类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确定的价值来源与价值尺度,揭示了生产性劳动的历史性特征。在此基础上,针对智能社会背景下劳动价值论时代化所需秉持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应的理论观点进行提炼总结:应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遵循“劳动—生产”的分析路径,科学理解人类劳动的特殊性,从而谨慎区分“劳动者”与“生产者”;应重视劳动的历史积极性,确立“自由劳动”的社会发展导向,剖析技术性失业的实质,并承认劳动方式的多样性与合理性;应坚守“劳动二重性”理论,明确并坚持商品价值的来源是人类劳动,由此澄清商品交换的本质是劳动交换;应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神话,洞察“生产性劳动”的特殊意涵,重视劳动对人的积极作用,并充分肯定“非雇佣劳动”的积极意义。
摘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正推动人机互动关系迈入新纪元。然而,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也进一步凸显。从“人-机-物”三元融合视角出发,探讨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并提出对策建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老年群体数字融人不仅面临着技术疏离加剧、身份认知迷失与情感联结断裂等问题,而且面临物理空间感知割裂、虚拟空间规训与文化空间异化等多重空间异变危机,而代际圈层的隔阂与文化价值的排斥进一步消解了老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价值规范与实践要义的总和。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以捍卫无产阶级利益为善的追求,以政治关系为作用形式,以利益调节为实质内容,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旨归,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与崇高性。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因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成为政治发展的良心,始终与历史前进方向、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紧密结合,既是批判旧世界的武器,也是构建新社会的指南,发挥着价值引领、精神感召和人格教化的功能。
摘要:随着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在线品牌社群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源。其中,品牌微信社群通过中心化的内容聚集用户,搭载互动行为积累数字痕迹,进而促进价值共创。基于数字痕迹视角,以品牌微信社群为对象,运用SOR理论探究用户互动对价值共创的影响,同时,剖析用户体验的中介作用与线下正面口碑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正面数字痕迹显著促进用户体验与价值共创行为,而负面数字痕迹则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用户体验在数字痕迹对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线下正面口碑调节数字痕迹对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路径,通过提升用户体验增强正面数字痕迹的促进作用,起到有中介的调节作用;通过直接削弱负面数字痕迹的负面影响,起到直接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借助社交引擎以及线下口碑实施精准营销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摘要:加快长江经济带绿色转型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基于2010—2023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长江经济带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直接提供资本支持、降低发展成本和营造良好环境,从而有效地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转型。在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加速科技人才集聚、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等路径间接赋能长江经济带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府环保注意力较高的城市、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中,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赋能城市绿色转型的激励效果更为明显。研究既拓宽了科技金融赋能的研究边界,也为有效推动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摘要:在环境侵权救济领域引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创造性举措。这一制度以“惩罚”为手段,兼具“补偿”与“遏制”功能,在不同领域所侧重的功能并不相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以惩罚性赔偿的“惩罚”与“遏制”功能为导向,通过明确其构成要件,合理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并明确其与罚金相折抵的规则,优化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方式,审慎采用替代性履行方式等途径对惩罚性赔偿进行限制适用,使其与学术理论及司法实践相协调,从而更高效地解决生态环境侵权纠纷,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
摘要:登记对抗规则不仅面临着未登记物权的对抗性被摒除、不当处在物债二分的中间型态、多重处分中物权来源问题的理论困境,还面临着法律规定纷繁复杂、不当留白、不一致的实践困境。第三人否认说为最契合我国登记对抗规则的法律构造,以适用的物权种类不同对登记对抗规则进行分类,对抗权利是否并存是理解该规则的关键点。权利不能并存时产生权利吞噬效果,权利可以并存时产生排列权利顺位效果。物的竞争关系说可以阐释第三人客观范围,特殊债权人和承租人在不同登记对抗规则下地位不同。对抗权利是否完全并存导致第三人的主观善意标准不同,可分为“查询登记”的善意和“不知权利”的善意,前者适用于担保权利相互对抗情形,后者适用于所有权相互对抗情形。同时,“不知权利”的善意还可以在两项权利并存与否不确定时进行标准的判断。
摘要:《民法典》的非法人组织观并未像法人组织观那样,完成了由“市场经济”向“市民社会”的转型,仍停留于“市场经济”层面,将非法人组织视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单元而非市民社会的基本单元。这种“市场经济”的非法人组织观存在涵摄范围狭窄、属种归类混乱、人格证成逻辑不清等缺陷,不利于发挥《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所具有的治理功能。为此,应当引人“市民社会”的非法人组织观进行修正,将常设性与组织性作为非法人组织取得民事权利能力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根据组织目的差异,对非法人组织概念内部的谱系进行描绘。此外,非法人组织应为具有组织性、常设性,设有章程并经登记或者备案的组织,但并不具有法人的组织体性。
摘要:我国反垄断监管主体较为单一,有必要引入其他监管主体协同参与。证券交易所可以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分享经营者反垄断守法或者合规建设等信息,企业在上市目标的激励下有提升反垄断守法水平的动力。在现行立法中,对于证券交易所参与反垄断监管的权限及程序内容的规定较为模糊,证券交易所采取的监管措施对违法经营者的威慑效力有限。因此,应当优化证券交易所参与反垄断监管的实施路径。在事前审核阶段,证券交易所可以要求企业提供反垄断守法及合规建设信息,并以此作为上市审核的依据。在事中常态化监管阶段,证券交易所可利用各类信息披露监管工具发现潜在的垄断风险并向反垄断执法机构及时报送信息。在事后定性及惩罚阶段,证券交易所可通过建立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协同监管机制,将市场交易行为监管与反垄断审查有机结合,形成监管合力与执法协同效应。
摘要: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是我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而合作生产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重要途径。基于北京市F社区垃圾分类合作生产的实践经验,提出“共享情感”概念,强调情感因素在合作生产中的重要心理文化地位,并解释共享情感驱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内在机理。共享情感驱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三重机制具体为价值引领塑造合作生产积极倾向、情感制度化激活合作生产短期行动、深度认同维系合作生产可持续。研究阐释了非正式治理要素推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探讨如何激发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摘要: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国家治理中的关键难题之一,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权责不匹配”的情形下,难以有效落实上级政策并精准回应社会需求。基于“执行矛盾-利益分歧”分析框架,通过对Q市F区推广街区制案例的比较分析,探讨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困境的具体表现及其背后的复杂因素,以期寻找到“最后一公里”困境的破解之法。研究发现,执行矛盾缘于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在权力结构和目标追求上的差异,而利益分歧则缘于社区内部成员基于自身利益的多元考量。创新执行方式、引人新的自治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执行矛盾与利益分歧。审慎创新、折中变通和公平营造是破解“最后一公里”困境的关键机制。其中,审慎创新强调基于上级政策要求的评估与社区居民需求的创新执行,折中变通注重在动态调整中平衡不同利益群体需求,公平营造则通过透明决策与情感联结提升居民对政策的认知度与接受度。研究结论可以为优化基层治理、提升政策执行效能提供理论思路与政策启示。
摘要:既往研究认为,基层治理者灵活使用正式和非正式策略才能实现良治目标。但是,在G省D村的一起调解案件中,不同治理主体运用合规检验、说理等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策略进行调解,却均以失败告终。学界对于不同调解策略适用条件的阐释相对缺乏。通过对该案例进行研究,发现乡村治理过程中,各类基层治理者需充分考虑村风民俗、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正式策略的使用可能会伤及人情和面子;当矛盾双方仍顾念人情时,相关治理主体应注重感情化解等非正式策略的运用;当矛盾双方人情耗竭时,相关治理主体应采用合规检验、集体表决等正式策略,才能推动矛盾的化解。对该案例的研究有助于构建乡村矛盾调解理论框架,总结多种规则在中国农村的运行规律,理解多重手段的使用情境规则,在农村地区治理中进一步发挥“枫桥经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