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萧萐父先生是20世纪后期到新世纪初的重要哲学家、哲学史家,他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耕耘多年、成绩斐然,对推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哲学史方法论和中国哲学的形态反思方面,他亦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其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论述,尤为精到,特显重要。从萧先生的“两化”思考与指向出发,反思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历程,并审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于“中国哲学”形态的不断认
摘 要:王船山是一位气实在论者,其思想是对张载气论的继承和发展。“气”涉及先天气、后天气的问题,由此引出“先天”说是否成立,以及先于天的存在者究竟何谓等问题。船山认为,凡气皆“有象”“有质”,故气为实在,然而“有质者”必有“未有质者”与之相对,由此推论,在“未有质者”之前又有何物存在?这便涉及宇宙本源的理论问题。船山晚年在批评“先天”论之际,提出了“强欲先之,将谁先乎”这一宇宙论的终极问题。围绕这
摘 要:董仲舒与王船山虽所处时代背景不同,但在人性论的建构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从天道阴阳的角度阐明人性的来源,主张天道有阴阳而人性有善恶;都肯定人性的差异性,区分了先天人性与后天人性,并在修养论上提出以心养性。他们的人性论也存在差异:董仲舒区分了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旨在强调圣王之教;而船山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性,否定了中民之性与圣王之教的说法,提出“日生日成,习与性成”的动态人性论,更为强
摘 要:“絜矩之道”首见于《大学》“平天下”章,它是儒家修齐治平的重要理念。朱熹与王夫之对“絜矩之道”的训解可以较好地展现其作为儒学话语的发展过程。朱子发展了传统的恕道,使“絜矩之道”以“明德”为心理前提,以“三折说”为展开过程,以“为政以德”为中心内容,以体仁工夫为为学进路,以“均平”为最终目标,展现了其政治理论架构。王夫之则于朱子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尽己之理而后推己之情的“情理说”,以大公之欲
摘 要:这里所谓“宗旨”,指用两三个字或三四个字,对各派理学大师的中心思想所作的概括。古今学者多认为,“性即理”是程朱理学的思想宗旨,“心即理”是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宗旨,王阳明除认可“心即理”是其思想宗旨之外,还多次强调“知行合一”是他的“立言宗旨”。对于程、朱、陆、王以外的理学大师,虽然也有学者尝试对他们的思想宗旨加以概括,但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张载理学的思想宗旨,就属于这种情况,因而仍有待细辨。
摘 要:董仲舒将“名号”作为推行教化、达成良治的观念前提。具有天意权威性的“名号”由自然世界之摹状转化为意义世界之建构,包含丰富的政治与伦理意蕴。“名号”不仅具有“制名指实”的作用,更加具有理想秩序的建构性功能。“君王”对于治理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君王”名号在描述其地位之所指的同时,更是规范了其职责之所在。作为君王治理和引导的对象,民众之性虽有“善”之潜能,但并没有形成“善”之现实。通过对“
摘 要:希尔伯在研究康德哲学时提出了“善之异质性”问题。李明辉据此认为朱子无法从理论上说明“善之异质性”而仅仅能够说明其反面——“善之同质性”问题。在研究人心道心问题时,林月惠也批评朱子无法说明“善之异质性”问题。为简化论证,本文从朱子的义利观去证明朱子伦理学的性质是义务论。不同于目的论以非道德价值说明道德价值,义务论反对把正当和义务简化为非道德价值的计算,从而能够充分解释“善之异质性”问题。
摘 要:“道法自然”是老子哲学中的核心论题,却因其特殊的表达句式而造成了某种诠释困境。当前学界对于“道法自然”的诠释也是众说纷纭。通过综合运用文字语词训诂、文本结构分析、文法修辞解析等方法深入研究《老子》文本,可知老子所言是“人法自然”而非“道法自然”,并以此教诫人君效法“自然”而成就王者之“大”。人君方是“法自然”之实质主体,人君所法之“自然”乃是贯通于地、天、道之中的根本原则。人君效法“自然”
摘 要:早期楚文化家国情怀的生成,以祖先崇拜和师法先公先王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持久性。举贤授能的用人机制,使家国情怀具有广阔的覆盖面和生生不息的活力。早期楚文化家国情怀具体表现为勇于担当的责任感、甘于抛舍自我的牺牲精神和心怀大局的坦荡胸襟。以群体为本位的价值观,使家国情怀把公忠作为基本取向。深重的忧患意识,使得家国情怀具有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睿智。 关键词:早期楚文化 家国情怀
摘 要:北宋中叶艳词风行之际,周敦颐率先指出,就“声”而言,燕乐属于“妖声”;就“辞”而言,词多写男女情爱,属于“艳辞”;这种以“妖淫愁怨”为特色的“妖声艳辞”之传播只会产生“导欲增悲”的负面影响。这是词学批评史上最早给予词体的否定性评价,它不同于其后苏轼等人“以诗论词”的“诗化”词体观,乃是从儒家失传已久的“乐教”来立论,强调“乐以载道”,以“淡”且“和”的古乐来批评今乐,体现了理学家的独特视角
摘 要:章太炎评孔态度发生从“以贬为主”到“以褒为主”的转变,是以1906年11月《建立宗教论》的发表为标志的。此前,章太炎极力诋孔,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抨击康有为等神化孔子且宣扬孔教、为革命提供必要性论证、为传播其思想清理障碍。待其“真如”哲学初步成熟之时,章太炎便转向以褒孔为主,意图借此宣扬其新哲学即“真如”哲学与孔学“精髓”以服务于革命。具体言之,章太炎转向褒孔为主有以下原因:他认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