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将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运用于分析当代经济现实, 必须警惕对其作抽象化的理解。首先, 只有将虚拟资本把握为一种能动的关系, 才能理解各种虚拟资本之间的内部联系, 为剖析其存在奠定科学的世界观基础; 其次, 应将其理解为以信用为内核的经济关系, 而非价值关系, 以避免对虚拟资本内在矛盾进行简化或倒退式的阐释; 最后, 只有将虚拟资本明确为资本的信用关系, 才能明确其特有的历史基础和历史性质。对马克思虚拟资本概念的这种具体化阐释, 非但不会削弱其普遍解释力, 反而有助于揭示其所具有的具体普遍性: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以信用体系为存续基础, 生产关系的自我扬弃便无法摆脱价值增殖虚拟化问题, 虚拟资本概念就始终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理论工具。
[摘 要]佐佐木隆治是当代日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重要人物。佐佐木隆治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概括为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观,并阐释了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观与物质变换理论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佐佐木隆治通过对物化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具体分析,论述了资本逻辑的运作机制,从而揭示出资本逻辑与物质逻辑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断的内在根源。通过对马克思晚年文本的梳理,佐佐木隆治扩展了物质变换的理论视域,指出物质变换是串联生态、原始公社和性别等议题的核心概念。另外,佐佐木隆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对立性、关联性等维度上对物质变换理论的生态诠释作出贡献。然而,佐佐木隆治在对物质变换理论进行生态诠释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错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问题。
[摘 要]街道居民议事会作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地方人大在党委领导下于街道层面探索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载体。街道居民议事会的出现,旨在完善街道层面的民主监督和民意表达机制。其发展经历了“地方试点—经验总结—政策扩散—立法规范”的渐进过程,并在政治引领、人大推动和立法保障下,由地方自主探索逐步推广至更大范围。基于全国多个省市的实践案例研究,当前街道居民议事会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呈现出共通性特征:以民主推荐实现结构优化的代表产生机制,构建权责协同的组织架构、功能导向的会议制度、程序正义的议事规则,并围绕“议、决、督、联”展开核心职能与议事内容。街道居民议事会的基层治理实践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呈现出“理论—制度—实践”的系统性互动关系。街道居民议事会通过多元代表结构拓展民主广度,以民生实事项目票决与刚性监督深化民主深度、以全链条闭环管理保障民主效度,开拓出适配街道场景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路径。然而,街道居民议事会在运行中仍面临代表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张力、权责边界模糊等深层挑战,需在制度调适与治理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
[摘 要]当代中国企业工会的运作既不同于西方的对抗模式,也区别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化形态,与市场化转型初期同样存在区别。在新形势下,企业工会行走于“平衡木”之上,形成了协调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关系的民主运作机制。由于各方期盼各异,如若偏向任何一方,企业工会便会在维稳、维序和维权责任之间陷入冲突。为此,企业工会将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纳入民主运作的全过程,在各环节交替承担责任并寻求均衡。地方国企的实践表明,工会协调三方关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运作主要贯穿五个环节:在党委领导和上级工会支持下完成选举,跨层级针对集体诉求进行协商,达成可行的决策共识,推动诉求转化为项目落地,最终通过职工评议监督实现闭环优化。在此过程中,三重责任期盼被企业工会融会起来,在张力之中相互强化。从本质上讲,企业工会“平衡木上的民主”特征是体制塑造的结果。作为国家连接社会的枢纽,企业工会担负着团结三方的重任,在民主运作中演绎着微妙的平衡术,推动三方共同融入国家发展进程。
[摘 要]地方隐性债务不仅是财政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更是加剧市场分割、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壁垒。分析2022—2025年财政部发布的44起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发现,有些地方政府主要通过非债券方式举债、违规担保承诺、违规项目操作以及国企垫资、银行违规等路径,从要素配置、竞争规则与市场准入等层面扭曲资源配置、削弱公平竞争、固化区域垄断,形成“隐性债务—制度壁垒—市场分割”自我强化与路径锁定的内在机制。化解地方隐性债务,不能止于就债务论债务的技术性治理,而应将其纳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框架,以债务治理与市场统一的协同推进,实现短期风险防控与长期彻底根治的有效衔接。
[摘 要]在数字技术重塑工业图景的当下,工业智能体正演化为劳动过程中无处不在的隐形监工。其技术基础在于劳动资料从机械执行跃迁为智能统筹,通过全流程数据感知与实时算法调度,为资本控制提供数字骨架。其运行逻辑将传统工厂的显性纪律升级为内嵌于系统的隐性规训,使控制从局部工位蔓延至全域流程,从结果考核深化为过程殖民。更深层的统治在于,劳动者的活劳动、经验与协作被持续榨取并编码为系统的“自主能力”。因此,必须穿透技术神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审视工业智能体作为资本权力数字化代理的本质。
[摘 要]短视频评论区已非单纯的内容反馈,而是一种独立的时间装置。以“时间折叠”为透镜,追踪抖音平台典型案例发现,评论区同时生产两种时间逻辑:算法驱动下的即时情感共振与社会记忆的缓慢层累。二者相互渗透又彼此改写——加速的当下不断吞噬延宕的回望,而缓慢层累的社会记忆又试图在情绪洪流中锚定意义,形成对加速逻辑的微弱抵抗。在此张力中,“情感公众”得以孵化,却也困于“伪公共性”的悖论:共时的热闹遮蔽异时的分歧,情感黏合取代理性辩难。基于时间社会学与媒介化理论,此类公共性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信息过载本身,而在于双重时间逻辑的结构性失衡。当“加速的当下”成为主导性时间体制,公共对话所需的“反思性间距”便被算法系统压缩,“虚假共识”由此获得了时间性层面的生成基础。
[摘 要]平台化转型过程中,主流媒体积极入驻商业平台。但是,在商业平台生态规则挤压下,主流媒体面临过度依赖商业平台、用户连接失效、议程设置权旁落、信息生态恶化、商业模式式微、公共理性萎缩、制度性信任流失等公共价值弱化问题。这种冲突根植于数据驱动的资本逻辑,内嵌于算法设计的价值偏好。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更是从信息真实性的本体论层面、个体主体性层面到社会问责层面等,对主流媒体赖以生存的公共价值根基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挑战。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范式性挑战,治理思路需要实现从被动规制到主动建构的范式转向,通过构建分级透明的算法披露体系、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对齐”工程,以及确立人机协同中清晰的责任链条,将“价值理性”贯穿于技术治理的全过程。
[摘 要] 数据商品法律属性不清、权利不明、交易规则阙如,已成为制约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深层症结。数据商品是数字经济时代涌现的新型财产,于其上确立数据产权具有正当性、必要性与可行性。数据商品交易在实践中可分为数据商品销售与数据商品许可使用两种基本类型,前者又可进一步区分为标准数据商品销售与定制数据商品销售。就法律性质而言,标准数据商品销售是移转数据产权的特殊买卖合同,定制数据商品销售是移转数据产权的特殊承揽合同,数据商品许可使用是移转数据使用权的特殊租赁合同。数据商品交易规则之构建,应以数据品质与安全、自由流通与利益平衡、激励相容等原则为价值指引,并据此确立区别于有体物交易的特殊规则。其核心内容涵盖数据商品交付与检验规则、供给者瑕疵担保义务与个人信息保护义务、需求者合规使用与安全保护义务,以及交易平台对数据商品的合法性审查、安全保障与争议调处等义务。
[摘 要]住宅小区公共区域权属登记制度是破解小区空间治理权属模糊、推动城市住宅法治体系完善的关键机制。然而,现行登记程序中普遍存在公共区域权属表达缺失、首次登记参与机制缺乏、登记程序行政监管缺位等沉疴痼疾,致使住宅小区公共区域权属长期处于表达缺失与救济失灵的制度困境之中。基于此,应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理论、期待权理论与全生命周期监管理念为基础,构建以权属明晰、程序赋权与监管闭环为核心的制度完善路径:在权利本体层面,确立法定公共区域清单,统一合同范式并完善证书附记机制;在权利主体层面,赋予准业主实质参与资格,通过公告制度重构与权益预保护机制嵌入,保障其对登记事项的表达权与异议权;在权利保障层面,推动登记监管由申请受理转向职权监督,通过审查前置、纠偏嵌入与追责机制构建,实现登记合规从形式合法走向实质正当。
[摘 要]职教高考制度作为确立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关键改革,其设计与实践深嵌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逻辑之中。借鉴麦当劳化理论,可构建“效率至上、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四维分析框架,系统审视职教高考的制度实践。职教高考制度通过标准化、量化与流程管控,在提升选拔效率与形式公平的同时,也面临着技能评价应试化、培养目标同质化、与产业需求脱节等“非理性”风险,使其有陷入“效率困境”的隐忧。在此基础上,从理念重构、制度优化、技术善用、主体激活四个维度,提出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构建标准与弹性合一的动态评价体系、探索数字化赋能职教高考的评价制度、重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评价生态的规避路径,从而推动职教高考实现真正的“类型突围”,超越工具理性束缚,实现兼顾效能与育人的高质量发展。
[摘 要]在幼小衔接这一儿童早期发展的关键转折期,厘清限度是保障科学幼小衔接与儿童发展质量的核心要义,而这需要对幼小衔接与儿童发展博弈关系的审思及平衡之道的探赜。对幼小衔接中儿童发展的原则、内容与视域进行“合度”性考量,存在着“完全中心式”两极化发展导向、理性主义高位发展偏向和重前瞻性轻回溯性发展倾向等幼小衔接中的典型失衡形态。继而须针对“失度”现况进一步阐明协同推进幼小衔接中儿童发展“合度”的实践理路:纠偏儿童发展的单一主体衔接路径,建构儿童发展理性与情感的融通平衡机制,完善关照特定时间域的回应性衔接模式。
[摘 要]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生源持续流失、学生结构趋于留守化和弱势化的严峻挑战。农村学生大多来自经济与文化资本相对薄弱的家庭,家庭结构不完整或教育功能缺失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难以获得稳定有效的家庭教育支持。当前,对农村教育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资源投入、教育主体或制度设计等层面,而从学生实际处境出发,系统探索契合乡村现实的教育模式尚显不足。在此背景下,构建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成为应对家庭与社会教育功能双重弱化的重要路径。该模式不仅具有理论层面的必要性,也体现出实践层面的紧迫性。当前乡村教育的现实困境可从家庭、社会与学校三个维度加以剖析,具体路径则涉及教师减负、校园安全管理、教育惩戒权保障、校长办学自主权落实以及寄宿制学校建设等方面,从而为乡村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托底作用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摘 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时间消灭空间”命题,是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核心时空论断。该命题深刻揭示了资本突破积累限制的双重运动:在流通领域,资本以技术革命为中介,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扩张进程重构全球时空构序;在生产领域,通过“空间压缩时间”的集聚机制,资本得以构筑起持续扩张的剩余价值生产体系。这一辩证视野不仅在现象层面阐明了时间与空间作为矛盾统一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动态转化,更在深层结构上揭示,正是在时空有限性与资本无限扩张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命题的出场获得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历史必然性。它标志着马克思的时空辩证法实现了从“时空异化的资本批判”向“人的自由个性的解放”的认识论跃升,完成了其“正题—反题—合题”内在逻辑的整体性建构,并为当代时空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