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全国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开始,便始终是学界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共两党何者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等方面。通过梳理多方面总结现有成果,如中共在抗战时期中流砥柱作用的正面阐释、中共在抗战时期中流砥柱作用的比较研究、中共在抗战时期中流砥柱作用的他者视野等,分析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挖掘得以继续深入该研究的新视角,以期旗帜鲜明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摘要:为应对抗日战争的复杂形势,巩固和稳定胶东地区抗日民主政权,胶东根据地党组织在中共中央以及山东分局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组织建设,大力发展党员,巩固与整顿党组织,努力健全党的各级支部,精简组织数量,提高效率,取得了丰硕成果。党员人数从1937年7月的1840名到1941年底达到了50807名;经过巩固和审查,推动党员质量提高,工农成分占比达 65.2% ;党组织体系更加严密与完善,转变了工作作风,保证了党委的指示能够尽快传达到各个支部,党对军队的领导力也得到大幅提升。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建设呈现出两个特点:(一)具有鲜明的斗争性;(二)并非刻板地执行中央指示,而是立足自身实际不断进行调整推进。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通过调研选取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甲根坝镇进行田野调查,该镇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十分具备代表性。当地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开展良好,群众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较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仍存在宣传教育工作不够深化、基层工作人员认知和能力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为此,针对性地提出了持续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夯实物质基础,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向纵深发展等对策,以期为川西民族地区更好地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居住的稳定性具有强烈的追求。在这个固定地区中,代代人繁衍生息,没有多大的改变,人们十分重视“安土重迁”。但基层民众作为最弱势群体,往往受到国家政权的节制,在政府需要民众迁移的时候则不得不迁。其迁移主体较为广泛,有刑徒、无货产、遭受灾害人群,以及达官贵族等。为保证顺利迁移,政府会出台相应的鼓励措施,赐爵、赐田产、免罪等。对应汉代河西移民来看,其中不乏此种表现,河西作为边塞地区,屯戍移民最多,他们的存在保障了汉王朝西北边境的安全。随着河西地区的逐渐开发与稳定,民众自发性移民也逐渐增多,“客”则是移民最初的称呼。通过两汉的移民,河西地区得到充分开发,成为汉王朝重要的一部分。
摘要:自汉代以来,河湟地区一直被视作中原王朝的西部国门,同时也是中原政权与游牧势力频繁交往的中间地带。唐代以前人们对于河湟的认知仅限于湟水两岸,唐前期其范围拓展至陇右道东部各州,唐中后期,人们对河湟地区的界定稍显清晰,北部的河湟谷地是为中心区域,西南的河源地区与东南的洮河流域则为边缘区域。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善于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整合。新的社会阶层意识形态表现为价值理念多元、关注个人发展、追求个性表达、政治意识渐强、网络空间活跃等特征,包含正面的积极因素,也具有其自发的负面因子。新的社会阶层意识形态引导存在主流价值观调控弱化、价值信念冲突、群体性焦虑、政治诉求表达不足、网络有效传播引导困难等阻碍因素。需要发挥党在社会意识形态整合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优势,汇聚思想引领整合、组织嵌入整合、政治认同整合、舆论引导整合、工作机制整合合力,团结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业之中。
摘要:兰登·温纳认为自主性技术能依自身逻辑自我调整运行,不再依赖人类干预。他从技术漂迁、技术律令和技术反向适应三方面分析其自主性,而技术失控带来隐私权侵蚀、知情同意形式化、道德责任模糊等伦理挑战。有必要制定全面的伦理监管框架和公众知情机制,确保公众对技术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同时构建明确的道德责任分配与问责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达成技术发展与伦理标准的相互适配。
摘要:目前,学术界集中研究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路径等几个方面,但也存在不足: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主题同质化现象凸显;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学科交叉研究亟需突破;研究主题有待深化,理论解释力尚需增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强伟大建党精神的整体研究与层次研究、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共建党早期重要人物研究、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摘要: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苏汉诺夫等人指责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行动。对此,列宁在其著作《论我国革命》中作了机智回答: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不丝毫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要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不必也不应等待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充分发展,而是首先需要建立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利用世界大战造成的有利国际形势,发挥历史主动性,领导人民夺取并巩固政权,进而展开社会主义建设。
摘要: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是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深入对接,两国经贸关系取得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两国开展警务合作,联合执法共同打击违法犯罪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日益凸显。两国在高层对话会晤、联合开展反恐演习、联合禁毒、推动警务人才培养、互相移交犯罪分子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警务合作机制匮乏、法治保障不完善、情报信息共享不畅、大国干扰等现实困境。应在以下方面予以优化:(一)完善警务合作机制;(二)完善警务合作法治保障;(三)建立高效的情报共享机制;(四)深化两国政治、经济合作。
摘要:流量经济作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一种新型商业经济实践模式,符合且遵循实践正负效应统一规律,对推进共同富裕起着正负双重效应。在正态效应方面,流量经济催生新职业与新群体、提升个体数字技能与网络素养、培养创新思维与商业意识、提高资源利用率、快速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动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等。但是,流量经济也在自然、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视域下对共同富裕的实现起着一定的负态效应。因此,趋利避害地发挥流量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要从技术支持、智力支持、制度支持、法治支持、跨区域支持及思想文化支持六个方面优化路径。
摘要:人文经济学和人文城市理念都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的理论创新,二者在理论逻辑上有着相似的脉络,其贯通之处可归结为制度逻辑、文化机制和价值旨归三重维度。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通过反思我国传统城镇化发展历程,批判当下中国城市空间资本化、城市文化同质化以及城市生活异化三重问题,同时揭示人文城市理念出场的问题语境。基于问题语境,从人文经济学的空间维度、文化维度和价值维度回答如何建设人文城市的重大课题并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将为实现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人文城市建设实践二者之间的良性发展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摘要:义乌是浙江省青少年精神富有试点建设市,经过多年探索,逐渐形成了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含个人)等多主体参与的青少年精神富有服务供给模式。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直接参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受时间和精力、公众参与度、组织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无法满足各种服务需求。间接参与能够降低公众的参与成本和代价,可以确保公众的意愿和需求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满足。但可能导致公众的意愿和需求在传递过程中被扭曲或遗漏,从而降低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义乌市青少年精神富有服务方式主要采取政府主导下的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相结合的方式。(一)公共文化机构协同参与青少年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二)社会组织参与青少年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三)志愿者参与青少年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为浙江乃至全国县域精神富有建设提供了义乌经验。
摘要:协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共识与合作、责任共担与成果共享;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具有权责清晰、以结果为导向、灵活高效的特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坚持法律界定、需求导向、财政可持续性三个原则,建立评估、政策调整、公众参与的动态机制,建议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完善法律法规,优化程序与机制以及加强监管与评估,旨在提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优质化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摘要:数字化改革给公安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浙江作为全国数字化改革先行省份,某地派出所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赋能基层实战能力为目标,通过围绕“公安大脑”建立起包括新型综合指挥室作为“神经系统”、以新型远程执法系统作为“视觉系统”、以轻装PTU作为“运动系统”、以数字化训练角作为“循环系统”等四大系统满足公安工作实战需求;在此基础上,应对轻装PTU效能、数字化训练角教学实效、新型综合指挥室与新型远程执法系统的协同配合、警情处置复盘等方面提档升级,最终实现进一步提高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实战能力,保障社会稳定、回应群众期盼。
摘要:运用扎根理论,选取42名18—35岁青年进行访谈,构建青年网络社交“圈层化”场域模型。研究发现,“圈层化”社交模式易引发信息茧房效应,影响青年成长与社会稳定。模型显示,社交平台算法推荐与用户自主选择催生圈层生成边界动态;圈层内结构互动强化体现场域运作逻辑;圈层认同文化塑造形成独特惯习;层际资源分化导致青年网络社交分层;圈层社会适应影响青年社会互动。因为青年在圈层中有追求归属感与自我实现的倾向,建议青年发挥主体作用,拓宽视野,提高技术素养,承担社会责任,促进资源共享,为构建和谐网络环境贡献力量。
摘要:“知乎”网站采用“话题树”的知识分类体系,将传统分类法和社会化标签两种不同的分类体系进行有效融合,对网络信息的融合和组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以“知乎”网站作为研究对象,将“知乎”网站中的信息资源、用户标签和话题结构分别与大众分类法和传统分类法进行对比研究,归纳和总结其优缺点。话题树结构对网站信息组织的启示,一是建立了多维等级分类体系;二是赋予用户权限参与信息组织。基于信息组织原理的改进建议:信息组织的序化,强化话题结构的语义揭示能力;信息组织的优化,弱化用户主观对信息分类的影响;信息组织的美化,丰富话题标签在网站首页的展示。
摘要:社交媒体的中介使亲密关系的结束变得复杂。虚拟关系记忆理论(VRM)提出了一个关于数字痕迹、关系网络和故事的汇合模型。面对不同的关系网络和数字痕迹类型,分手者会在复媒体环境中采取不同的手段管理公开展演和私密记录;隐匿痕迹能够帮助分手者重审过往关系。分手者的身份重建面向包括自我和他人所在的整个关系网络,因此不能仅依靠单一的删除或保留行为,而是需要结合自身需要书写专属分手故事。分手者的数字痕迹管理包含既是面向他者的公开撤展、面向自我的怀旧保留,也是通向未来的故事书写和隐匿记忆的再发现。分手者在对数字痕迹动态剪辑过程中书写自己的分手故事,在生活变迁中厘清关系网络、重建数字身份,塑造更好的自我。
摘要: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山西省某大学335名被试完成歧视知觉问卷、PHQ-9量表、自传体过度概括化问卷、中文版自杀可能量表,旨在探讨大学生自杀意念与歧视知觉的关系,以及抑郁和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一)歧视知觉对大学生自杀意念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间接地通过抑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产生作用;(二)抑郁在歧视知觉影响自杀意念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三)抑郁的中介作用受到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调节,且在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水平更高时其影响更突出。
摘要:安徽省马鞍山市曾以“钢城”闻名,但随着城市竞争的加剧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单一的工业形象已无法满足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场景理论强调,城市形象传播应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场景构建,呈现城市的独特性与文化内涵。马鞍山在文化重塑过程中,运用该理论,通过对景观媒介中的诗文化场景构建、大众媒介中的诗文化场景呈现和文化活动中的诗文化场景体验,实现“诗城”马鞍山的城市形象传播,提升了马鞍山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从而形成“诗城”马鞍山的独特文化标识,实现文化与经济彼此促进的良性互动,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认同感。
摘要: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忠孝观”文化存在异同。通过概述中日“忠孝观”的起源、历史沿革及基本特征,比较中日“忠孝观”的异同并力图寻找差异产生的内在动因。中国“孝”意识产生于人类母系氏族社会,经过发展演变,逐渐由传统孝道转变为现代孝道。相较于“孝”观念,“忠”观念形成时间较晚,直到宋明时期,“忠”的地位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忠孝观”逐渐表现出“善事父母,珍爱生命”和“移孝为忠,承志立身”的基本特征。日本的“忠”与“孝”由中国引入,在历史沿革中,成为日本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形成“忠重于孝”“强调报恩”的特点。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中日两国均重视“忠”“孝”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历史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重“孝”,而日本重“忠”。比较中日两国“忠孝观”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日忠孝文化,避免文化误解和冲突。
摘要:《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这是我国人格权领域保护的一大创新,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目的仅侧重于预防保护人格权。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具有迅速和简便的特点,因此人格权侵害禁令程序应以非诉程序法理为基础进行构建,以便实现人格权保护的紧迫性需求。人格权禁令非诉讼程序中不应该设置前置程序,而且采取的证明标准不能高于普通诉讼程序中的证明标准,为权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在赋予被申请人异议权的同时建立人格权禁令非诉讼程序向人格权诉讼程序的转换机制,以便人格权禁令程序的合理运用。
摘要:拘留审查行为是落实警察边境管理职责的手段之一,但是关于该行为的性质、功能、行政程序、救济途径、权力监督等方式都未加明确。警察行政强制权行使条件的法治化框架具有促进国家强制力正当行使的时代寓意。以比例原则为理论指导,从行政法角度建立实施拘留审查行为的制度。在实体条件上,综合考量严重性、可能性、紧急性三要素,遵守明确化和合理化要求;在行为程序上,区分情形构建正当程序;在救济途径上,增强司法审查的介入强度,赋予相对人可选择的权利救济途径。以此构建以保障人身自由为中心的出入境调查体系。
摘要:对破产管理人的民事责任加以确定和保护,能够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彰显破产法应有的规范要求,且满足公平与效率的原则要求。破产管理人的民事责任确定和承担存在着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不清晰、勤勉忠实义务判断标准不明确、缺乏具体的破产管理人民事责任规定以及监督机制失位等现实困境。对此,应当适当借鉴域外国家的经验,并采取信托说明确法律地位,规范破产管理人的责任义务,通过构建多层次的监督管理机制等路径加以改善,以实现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完善。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校园标语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政治性突出、人文性转型和多样性发展三个阶段,表现出以主导意识形态为目标导向、联系实际呈现内容、坚持培养人的功能定位的共性特征。当今,充分发挥标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需要坚持标语的政治性,展现标语的人文关怀,努力形成标语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的合力。
摘要:“双师型”教师培养一直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重点工作领域,也是学术界研讨的热点之一。因为公共管理类专业具有一定专业特殊性,公共管理类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一直面临实践平台和培养路径的现实困境。W学院以人才资源为基础,以政府项目为桥梁,就通过“政府—企业—学校”的合作关系构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路径进行积极尝试。目前,公共管理类教师在“政府—企业一学校”合作关系培养路径中面临的伙伴关系失衡、利益诉求不同、学校保障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建议从政府、企业和学校三方面进行优化,以期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路径提供参考。
摘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随机选择7名在读高职生为访谈样本,探讨影响高职生合作学习的因素。研究发现,共有8个概念范畴会影响学生的合作学习,分别是:冲突、分工、合作、积极、目标、项目、培训、评价。根据研究结果,提出4条提升高职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建议:明确项目合作的目标;明确成员的分工;破冰活动增进了解;评价多元化,调动每位成员积极性。
摘要:研究采用问卷法,对大学生情绪调节与抗挫折能力的现状及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1)大学生情绪调节表达抑制略低于理论中间值,重新评价高于理论中间值;抗挫折能力除人际交往能力略低于理论中间值,其他因子均高于理论中间值。(2)性别不同,大学生在情绪调节各因子上呈显著性差异,在抗挫折能力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寻求支持能力上呈显著性差异。(3)年级不同,大学生在抗挫折能力的寻求支持能力上呈显著性差异。(4)大学生情绪调节与抗挫折能力除表达抑制与自我疏导能力外,其他因子之间呈显著相关。(5)大学生情绪调节对抗挫折能力具有预测作用。根据结果,可以从训练认知重评、培养社交能力、构建良好的家庭系统三个部分提高抗挫折能力。
摘要:采用元分析方法对国内外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对实训成绩的影响的研究进行量化分析,从整体看,其对实训成绩存在较强的正向影响。从学段看,对中职或高职学生实训成绩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从学科类别来看,动手操作性强的学科效果更好;从教学规模来看,不论是小规模或大规模,实训教学效果都很好;从教学周期来看,教学周期越久实训成绩越好。建议从结合实训特点、校企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库等方面不断优化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模式。
摘要:“微空间”作为一种新场域或环境,与初中生的成长密切相关,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其交往方式、表达方式、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形成,对初中生自我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造成困境,对初中生群体语言表达、区域内团体行动起到同化和促进作用。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提出了“微空间”场域下初中生身份认同建构的现实途径:(一)构建当代初中生自我身份认同感;(二)构建当代初中生群体身份认同感;(三)构建良好的“微空间”场域。
摘要:聚焦魏晋之际的南匈奴发展史,从邓艾上书入手,对北部匈奴发展中的疑点展开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自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令南匈奴单于入质并设置五部帅开始,南单于家族逐渐丧失对南匈奴的主导权。随着并州屠各的崛起,逐渐取代南单于家族地位,并威胁中原政权统治。嘉平三年(251年),南单于旧部发起反抗屠各的叛乱,邓艾上书主张借此削弱屠各。南单于部众北迁雁门、新兴一带以制衡屠各,后来成为魏晋之际北部匈奴的主导者。由于后来西晋朝廷更加重视屠各,加上忻定盆地恶劣的地缘条件,北部匈奴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遂引发泰始七年(271年)的刘猛反叛。叛乱被平定后,西晋朝廷转而提防北部匈奴,并遣屠各贵族出任北部都尉以便监视之。
摘要:借助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关于船政研究的文献样本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一)其发文趋势大致可分为起步探索、研究萌芽、深化拓展和多元发展四个阶段,出现沈岩等22位核心作者且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前15位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内,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二)关键词主要包括船政出现的背景、相关人物、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和进行社会实践及其对现代产生的深远影响四个方面;(三)未来船政研究,应坚持以史实研究为基、以学科交叉为刃、以文旅融合为匙,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发展。
摘要:“直论”在孔子思想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直”是心、行的纯然无私曲,但并非所有直行、情皆为“直”。“直”并非一种完满的存在,它的完善需要借助“礼”的教化与“学”的修养,进而向“仁”靠拢。在此过程中“直”通过自我否定,以“曲”的形式成就“仁”。亦即,,真正的“直”是“仁”,它超越经验性的直曲对立之上,并借“曲”的力量成就自身。
摘要:“道”是老子思想核心,“闻道”是连接人与复杂的“道”的唯一途径。古往今来各注家通过对《老子》第四十一章的解读,聚焦于三士的身份优劣,从而对闻道的态度进行价值判断,产生了较大矛盾与冲突。然而,闻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是复杂和独特的个体,置身于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迷失与应对,“三重境界”正揭示着一个人在闻道路上的身心碰撞与升华。
摘要:“诚”字本义为真、实。在阳明那里,诚具有真诚、真实和天理等义。“诚”起于孔子的“忠信”思想,思孟学派进一步在《中庸》中确立为天人合一和内圣外王两个架构,为阳明所继承,分别表现在天人合一的纵向方面和横向的内圣外王方面,并使得“诚”贯穿于心学体系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核心命题中。就前者,王阳明通过批判朱子格物致知缺乏头脑,以此确立诚意的重要性。继而通过“诚”实现由外向内的翻转,并成为沟通人的本心与天理的媒介,使得“心即理”命题成立。“知行合一”之知是良知,行是致良知,“诚”的主体是良知,以此联结二者。发展体现为“诚”降格为心学的道德动力概念,成为良知本体的本质特征,并最终发展为致良知教。
摘要:知与行的关系辩证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之一。王夫之的“知行观”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精髓,在批判宋、明理学唯心主义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知行相资为用”的理论,形成了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王夫之知行观的逻辑基础、核心特质、理论创新、道德情感,对高校德育、人格培养及文化自信提升具有启示意义:(一)培育学生重视行动的实践思维;(二)帮助学生完成自我反省的德育功能;(三)培养学生的社会担当与责任感。
摘要:“天职”概念诞生于西方封建等级社会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这并非偶然。“天职”概念中主要蕴含着两种伦理思想:一是一切职业在上帝面前平等,从而淡化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圣光辉;二是人的工作乃是上帝的安排,人必须服从这种安排,从而促使了资本主义将人异化为只会工作的机器,人的本质和价值都被资本主义制度所扭曲,资本主义制度无可避免地会造成人的异化。
摘要:作为著名翻译家,埃兹拉·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情有独钟,《神州集》被誉为中国古典诗歌译本的杰出代表。然而,也有观点指出,庞德的翻译存在误译现象。尽管如此,庞德的译本展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从解构主义视角来看,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改写与重构。庞德通过异化翻译策略、创造性改写以及阐释性翻译法,既保留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文化意象和美学特质,又融入了现代主义的审美意识,从而践行了他的翻译思想。这种翻译方式不仅赋予了中国古典诗歌新的艺术生命,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互鉴与交流。
摘要:影片《别让我走》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同名小说,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群克隆人的命运故事。从叙事学的角度,用詹姆斯·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分析《别让我走》中的叙事策略,影片的魅力主要来自贯穿叙事进程始终的“张力”。此种“张力”来自于双重叙述眼光所造成的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物、叙述者、读者和作者在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的差异。此种差异促使读者反思他们原有的伦理观念,并激发他们重新思考“我是谁”及生命的意义这样的问题。
摘要:《烟霞小说》流传甚稀,有关作者名称与属类划分多有争议。通过考证《烟霞小说〈题辞》》等材料,推断《烟霞小说》作者为陆延枝,字贻孙。《烟霞小说》辑录小说十三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见二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遗漏《纪周文襄公见鬼事》一种。《烟霞小说》内容繁杂,是为丛书,考论文本与史实,可发掘该书一定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
摘要:李冉导演的《盛极一时的爱情》以女导演主导的女性叙事去呈现女性的自我觉醒,折射出当代中国女性在传统性别角色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复杂选择。她在影片中安排女主角蜀乔出国,与旅居戏剧艺术家秋凡浪漫邂逅,并且把这次不轨的相遇刻画成为她作为个体觉醒的催化剂。秋凡生活状态不稳定,没有体面的工作,不具备权力和社会资本,是与丈夫胡准代表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稳定的标准化生活模型截然相反的。但在蜀乔这里,秋凡反而成为穿越到另一种生活的通道,促成自己矛盾中的一种暗中突围。而她和秋凡的最终分离,是对亲密关系的重新定义,脱离了传统的两性关系叙事框架之后,好的亲密关系会让人感知到当个体忠于这段健康的有能量的关系的时候,就是在忠于自己。
马大康,1947年生,浙江温州市人。1981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师从吕漠野教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4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赴温州师范学院任教,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9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师从钱中文、杜书赢教授做访问学者。1993年晋升教授。曾任温州师范学院院长、温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温州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