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色诺芬是西方最早撰写家政和财政专著的古典作家,其经济思想是古典时代希腊社会经济的集中反映。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城邦秩序崩坏,公民兵制度瓦解,财政危机凸显;西亚、北非及东地中海跨区域经济文化碰撞交流趋于频繁,这是色诺芬政治经济思想的大背景。色诺芬以家政及奴隶制庄园管理为理论起点,探讨男女自然分工、城乡职业分工以及管理者—劳动者层级分工;区分物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将农业视作一切产业根基,同时初步探讨了白银货币的多重职能与市场价格波动机制。色诺芬针对雅典的财政困境提出引资、开发银矿等务实方案,兼具理想性与现实针对性。他开创性地阐释多层级劳动分工,以使用价值界定财富范畴,提出多元家产增值路径;同时秉持重农抑工商价值取向,揭示了供求定价等早期市场运行规律。色诺芬的经济论述植根于城邦日常生产实践,得到马克思的关注和评述。
摘要:1203—1204年安茹王朝丧失了多数大陆领地,所谓安茹帝国就此解体。既有研究多归因于英王约翰的性格与军事实力,对封建法理的作用重视不够,尤其忽视了1200年英法签署的《勒古莱条约》。这个条约在法理上已使安茹帝国处于劣势地位,将此前英法间相对模糊的封建从属惯例转化为刚性契约,为法王腓力二世对约翰进行缺席审判并下达“封土没收”判决提供了程序正当的基础。安茹帝国的解体源于跨国分封关系中英王“独立君主”与“法王封臣”双重身份的结构性困境。“约翰失地”绝非偶然的军事挫败,而是双向的封建契约在跨国政治博弈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例证。从封建法理视角解读中世纪西欧政治才能理解深层的制度逻辑。
摘 要: 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早期, 信托作为英国土地持有者规避封建义务、实现自由处分权的土地流转方式, 曾因扰乱封建秩序、造成产权混乱而被认定为欺诈; 随着政治权力格局重构和经济社会发展, 信托的欺诈认定标准逐渐发生变化, 由针对信托本身转向其设立过程中的背信、虚假、隐匿、伪证等不当行为。英国议会分阶段进行立法调整: 从否定信托合法性和改造信托产权结构以维护封君的封建权益, 到兼顾交易安全以平衡多方利益, 再到规范信托订立形式以保障市场秩序。立法从维护封建特权向顺应市场需求转变, 反映了土地利益阶层的整体诉求, 体现了英国封建地权向近代产权的转型。
摘 要: 中世纪英格兰本笃会独立修道院中, 修士团作为修道院内部生长出的法人共同体, 依托共同资源的制度化配置、程序化法律行动的嵌入及内部的政治表达与协商, 在服从院长权威的前提下获得了稳定而可持续的集体行动能力。分化出的修士团并未瓦解修道院的统一法人人格, 反而使修道院治理获得了富有建设性的内部张力。这一案例说明法人组织不仅没有压制内部分化, 反而将这种分化转化为制度化机制以维持其运转。由此揭示了法人共同体的内在运作逻辑, 即统一与分化并非对立, 而是通过制度化机制实现共存的动态过程。
摘 要: 古代地中海世界从人类起源至文明诞生的演进过程,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距今约250万年至80万年前是古人类自非洲向地中海边缘移动的早期阶段,阿尔及利亚的艾因哈内奇和黎凡特的乌贝迪亚等代表性遗址,揭示了奥杜威和阿舍利技术人群的间歇性迁徙模式。距今约80万年至25万年前,海德堡人崛起并在欧亚西部广泛定居,同时现代智人在非洲经历了早期演化,并首次尝试走出非洲。距今约25万年至4万年前是尼安德特人与现代智人在地中海世界共存与交替,以及在伊比利亚等地的最后接触时期。距今约2.5万年至1万年前的末次冰盛期至冰消期,人类适应了气候变化,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兴起体现了人类的主动适应性。距今约1.2万年至6000年前,新月沃地农业逐渐形成,新石器革命向地中海各地传播,为后续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地中海史前史是“人类之手”围绕“伟大之海”持续改造的历史,是古代文明的奠基时代。
摘要:14世纪的黑死病起源于中亚的伊塞克湖地区,很快传入邻近的金帐汗国。疫情蔓延既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汗国畜牧业过度发展所致;同时,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丝绸之路的重新疏通,都使疫情迅速传播。金帐汗国四次受黑死病袭扰,第一次疫情影响范围最广,波及汗国全境后,经黑海沿岸城市传播至欧洲。之后,金帐汗国又三次爆发黑死病,期间还爆发了战争。频繁的疫情和战争使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敝,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导致政局动荡,汗位频繁更迭,金帐汗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下滑,莫斯科公国趁机崛起。
摘要: 日本侵华战争前, 活跃在思想界的安部矶雄、水野广德、矢内原忠雄都主张非战, 但思想基础迥异。九一八事变后, 原本主张社会主义的安部矶雄, 立场迅速转变, 成为天皇制国体和战时国家主义的拥趸。曾两次赴欧考察的水野广德, 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和破坏性, 将和平寄托于战后国际秩序与国家理性。九一八事变使其非战思想失去依托, 在战争体制下他渐趋沉默。矢内原忠雄凭借信仰与学问反对侵略战争, 但缺乏社会基础, 只能在战时体制下坚守自我。三人非战论的不同结局揭示了日本和平思想的历史困境, 也说明战时“举国一致”并非社会共识, 而是国家压制与战争动员塑造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