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中共三大的主题,学界主要有“国共合作或国共合作方式论”“国民革命论”“国民革命和国共合作论”三种观点。从背景和任务看,中共三大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以党的代表大会形式确立国民革命这一重要理论和战略的会议;从内容和成果看,三大宣言及主要决议总体上均以国民革命为中心立论;从实践和作用看,国民党改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及国民革命运动均在中共三大后得到实质性推进。由此可见,中共三大的主题是确立国民革命的理论地位和实践路径。
【摘要】苏中民兵的组建、作战、训练等都离不开与根据地其他组织的互动。党组织通过“党员军事化”等形式实现对民兵的核心领导,民兵参加支部又推动了党组织工作的发展;民主政权指挥民兵维持基层秩序,民兵又作为其触手渗透乡村权力体系;主力地方化政策输送有经验的战士担任民兵骨干,强化了军队与民兵的结合;农抗会是中共动员群众参加武装的路径之一,民兵则为群众运动提供武力支撑。民兵并非孤立存在,其所处的关系网络不是简单的隶属和被领导关系,而是深嵌于根据地多元权力结构的“棋盘”网络之中,高度依赖并深刻影响了根据地党政军群各组织间的协同配合。
【摘要】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创建既受全国局势的影响,又因地方特色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中共汾阳党组织的三次创建体现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第一次是1925年夏在铭义中学建立的中共汾阳党支部,借助以学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直接嵌入地方社会,是一种嵌入型路径;第二次是1931年依托汾阳军校建立的中共汾阳特别支部,依靠外来武装力量实现重建,是一种外援型路径;第三次是抗战初期由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八路军在农村建立的党组织,通过人事变更和基层组织建设,实现了在地方社会的扎根,是一种内生型路径。三条路径的演化揭示出:断裂与延续乃中共地方党组织在适应地方社会、进行自我调适过程中的常态;每一次断裂,同时也是对地方社会关系和组织力量的进一步整合,直至党组织从“外来政治力量”转化为“地方内生组织”,实现在地方社会的扎根和延续。
【摘要】太行区位于对日作战前沿,所辖各县、区战争受损情况不尽相同。为全面掌握根据地实际社会状况,太行区党委着手制定调查提纲以指导工作。因根据地初创,相关组织机构尚不完备,多个县份自行调查登记战争损失,对日军暴行的调查工作也随之逐步开展。抗战胜利后,在中共中央的统一指导下,太行区党委结合根据地实际情况,专门设立战犯罪行调查部门,下发多份文件,明确战犯身份认定标准,并对调查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太行区对日罪行调查不仅为核实日军罪行、评估战争损失提供了翔实佐证,也在深入农村动员、调查与宣传的过程中有力贯彻了群众路线。
【摘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推进,不仅依靠制度设计与政治动员,更得益于系统化的情感动员策略。土地改革帮助农民建立对党组织的感恩与信任,苏联集体农庄的示范效应描绘出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劳模与典型社则通过榜样力量激发农民的模仿与竞逐心理。与此同时,集体劳动、文艺宣传与舆论引导共同营造出具有情感归属和群体压力的氛围,促使农民在情感上认同合作社。情感动员作为一种温和而有效的整合机制,成为推动农民自愿入社、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动因。
【摘要】1954年,湖南省遭遇特大水灾,省政府依据中央救灾精神确立了“生产自救”的救灾方针。为此,省政府通过完善防汛组织、检查与整修堤皖、拨付救灾粮款、遏制逃荒与安置灾民,构建了自上而下的救灾框架。与此同时,灾区农民依托互助组抢种补种、渔民组建合作社恢复生产、工人投身工厂抢险复产,充分展现了地方层面“生产自救”的能动性。强化组织领导、广泛动员群众及依靠互助合作运动成为“生产自救”成功的基本经验。1954年湖南水灾的“生产自救”运动,有效整合了国家力量与社会资源,不仅保障了灾民基本生计,促进了灾区生产的快速恢复,也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由此体现了新中国初期灾害治理的独特路径。
【摘要】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发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中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全国妇联积极响应中央部署,对妇女工作展开了具体调研,从而发现经常性妇女工作有所忽略、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要求不切实际、妇女在生产中缺乏相应保护机制等问题。对此,全国妇联实施了多维度的政策调适:重新确立贯彻“两勤”工作方针、建立健全妇女保护机制、大力调整集体福利事业、合理控制城市妇女数量等。经此全面调整,经常性妇女工作得以逐步恢复,集体福利事业更契合妇女实际需求,妇女正当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并促使城镇人口回归正常数量。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卖淫犯罪和制造、贩卖、传播淫秽色情制品等社会丑恶现象为代表的“黄毒”沉渣泛起,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影响社会治安。从1980年开始,中共不断推进“扫黄”工作,加强社会治理,陆续搭建起“扫黄”的基本政策框架。随着清除精神污染和“严打”的展开,“扫黄”工作得以进一步深化,并经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全国性“扫黄”斗争,最终形成了以专职工作组为领导,以专项斗争为整治形式,以专门队伍具体负责执行的“扫黄”工作模式。“扫黄”对“黄毒”造成沉重打击,遏制了“黄毒”泛滥,维护了社会秩序,净化了社会风气,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在澳门回归的大背景下,澳葡当局通过修订博彩专营合约故意将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博彩专营权续期至2001年,由此产生博彩专营合约跨越1999年问题。在解决该问题过程中,由于涉及东方基金会这样一个对各方具有重大利益关切的机构,中葡双方展开了漫长的博弈。最终,中葡两国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既妥善处理了东方基金会的供款、使用与监督等问题,也顺利将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赌博专营权延续至2001年,从而使博彩专营合约跨越1999年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这既有助于过渡时期内澳门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也有效维护了未来澳门特区和澳门居民的切身利益。
【摘要】省港大罢工的发展深受国共关系影响,也对国共关系的演变产生反作用力。随着省港大罢工的发展,中共迅速成长,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引起国民党中派和右派的警惕和抵制。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派系开启角逐最高权力的斗争。蒋介石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后逐渐向右派靠拢,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对中共予以打击排斥,后又以北伐为由,要求结束罢工。中共为了维持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合作并推动国民革命,也倾向于尽快解决罢工问题。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省港大罢工的终结。
【摘要】《广东群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逐日发行的地方党报,但该报现存创刊号头版及其他明确属于创刊号的残页上均无时间信息,学界关于该报创刊于1920年10月20日的说法是一种推测,实际应创刊于1920年10月22日。《广东群报》创刊号上除了有陈独秀的文章,还有蔡元培的一篇学术论文和胡适的三首白话诗,这是编辑部为增加该报在广东报界分量而采取的推广策略,不能说明谭平山等三人与陈独秀在北大时有特殊交往。三人系因向陈独秀索文而建立彼此联系,之后才响应陈独秀的倡议创建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时间当在1920年11月间。《广东群报》创刊号还有区声白的文章,他也参与了该报的创办。维经斯基派米诺尔来粤创办以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为主的“广东共产党”时,谭平山等人未加入其中,而是在陈独秀联络下另组“广州共产党”。但他们在创办《广东群报》和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有交集,区声白是重要联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