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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6年04期

《红广角》(月刊)创刊于1994年，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主要栏目有:缅怀英烈、广东党史知识系列介绍、党史工作、人物述林、专题史料、怀逝忆旧、史海钩沉、读史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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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史研究 | 《二万五千里》与红军长征集体记忆的建构

长征史研究 | 《二万五千里》与红军长征集体记忆的建构

【摘要】由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发起征稿，徐梦秋、丁玲等主编的《二万五千里》，是红军长征早期叙事的重要文献。全书收录百余篇长征亲历者原始记述，文风质朴，既详细记录了长征途中的行军历程与关键战斗，也生动呈现了缺粮、伤病、露营等日常生活细节以及离别故土、痛失战友的真切情感，形成军事叙事与生活叙事并重的文本特征。该书通过有组织的集体编纂实践，将红军将士分散的个体亲历记忆整合为系统性的集体历史叙事，为红军长征集体记忆的早期建构奠定了文本基础。
长征史研究 | 战后日本学界对红军长征的历史叙事转向及深化

长征史研究 | 战后日本学界对红军长征的历史叙事转向及深化

【摘　要】红军长征是战后日本学界观察中国共产党成长和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重要起点，也是日本学界评判日本政治、经济活动优劣，探究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衣冠镜。二战前，日本学界受军国主义和国民政府宣传影响，形成了最初的大西迁叙事，对长征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二战后初期，日本学界部分承继了军国主义叙事逻辑，但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学者依据长征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和日本遗留的情报档案，逐步廓清红军长征史实，反省日本战争侵略行径，探求日本发展道路。日本左翼学者和共产党在民间学术组织的支持下，尤其重视对斯诺、史沫特莱、凯恩等西方记者的纪实性著作的译介，为日本学界客观和系统性研究长征奠定重要史料基础。冈本隆三在日本首次系统性研究长征，利用西方记者报道和著述，挖掘中共新出版史料，以纪实和实证相结合的叙事方法，深化和拓展了日本学界的长征史研究，宣介了长征故事和精神，为战后日本学界借用、隐喻、类比长征史实与精神提供了重要参考，使战后日本学界的长征研究从实证史学向符号史学转向。
长征史研究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若干存疑史实之考证

长征史研究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若干存疑史实之考证

【摘要】一般认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陕北，长征结束时三大主力只保存了3万余人，这是有疑问的。途中也有诸多疑点，如长征出发地究竟以瑞金还是于都为标志？转兵地有通道与黎平之争、通道会议会址有恭城书院与吴家老屋之辩。经过调研和考证，认为长征出发地应以瑞金为标志；中央决策层最初选择的长征目的地是以洪江为中心的湘西；战略转兵在黎平，而通道会议在牙屯堡镇吴文用老宅召开；红十八师从桑植县陈家河最后出发长征，长征结束时全国红军实有8万兵力。
医疗社会史 | 召集人：余新忠

医疗社会史 | 召集人：余新忠

〔召集人语〕近年来，随着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兴起，疾病、医疗与卫生，早已不是历史研究中陌生的议题。从疫病的流行与应对，到医疗知识的传承变迁，再到卫生观念和机制的演变与近代转型，学界对它们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已有充分认识。在中共历史与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相关的成果也陆续问世；但这一方向在广度、深度上，似乎相对薄弱，尚有很大的开拓余地。医疗社会史在中共历史和当代中国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革命年代，中
医疗社会史 | 流动的医院：抗战时期新四军的伤病员救治工作

医疗社会史 | 流动的医院：抗战时期新四军的伤病员救治工作

【摘要】抗战时期，新四军深入敌后，处于敌、伪、顽三方夹击之中，缺乏稳定的后方，同时面临伤病多发、缺医少药、条件简陋等严峻挑战。为保障医疗救护，新四军逐步构建起连、营、团、旅四级战场救护体系，推行卫生战士制度和普包教育，提升基层部队自救互救能力。在收容与疗养环节，因地制宜采取山区、水网、湖区、平原等多样化隐蔽手段，有效保障了伤病员安全。医护人员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制药品器械，推广土法救治，有力缓解了医疗资源紧张问题。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也在伤员安置、生活照料、安全庇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新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较为完整、灵活的敌后救治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共军队的组织动员能力与军民情谊。
医疗社会史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从业人员的整顿、培养与转型

医疗社会史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从业人员的整顿、培养与转型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延续于传统社会的中医群体，到受训于新中国的年轻中医人员，均面临身份与知识的双重转型。为此，新政权在中央设立中医司与中医研究所，在地方推行联合诊所制度，并逐步将传统中医吸纳进公立医院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传统行医者向国家卫生工作者的转化。与此同时，国家通过院校教育、师徒传承与医师进修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主要依赖经验传递的知识延续模式，推动了中医药知识传承向体系化与课程化方向发展。无论是初期的“中医学习西医”，还是后来的“西医学习中医”，“组织起来”始终构成中医从业人员整顿、改造与转型的主线。当然，面对“组织起来”所引发的制度变革，中医从业人员并非全然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参与塑造了中医药制度变革的具体路径。
医疗社会史 | 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的暴发及应对措施

医疗社会史 | 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的暴发及应对措施

【摘要】1987年底至1988年初，因江苏启东地区携带病毒的毛蚶大量输入上海市场，导致上海市甲肝疫情大规模暴发。疫情高峰期间，日发病数达到万例以上，累计波及上海市区及周边群众30余万人。面对突发疫情，上海市党和政府部门迅速查明病源，同时统筹调配医疗资源，构建起一套政府组织动员、各部门积极应对、社会各界积极配合的联防联控机制。经过三个多月的防控，疫情最终得以全面控制。这次疫情不仅对上海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冲击，更暴露出城市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为解决这一问题，上海市政府在抗疫的同时开展“大卫生”行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卫生法规，完善了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也为推动国家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范例。
革命史论 | 苏区群团与苏维埃政府权力格局的演进

革命史论 | 苏区群团与苏维埃政府权力格局的演进

【摘要】苏区工会自诞生之日起，就兼具改善工人生活与服务苏维埃革命的双重使命。苏区建立之初，工会未得到充分发展，只能依赖苏维埃政府生存，受苏维埃政府管制。一苏大会后，劳动法赋予苏区工人较高福利待遇，为苏区工会设定较大权限，苏区工会权力得以扩张，进而走向追求工人利益的极端，甚至同苏维埃政府形成竞争，对苏区革命造成不利影响。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高层对此进行反思，通过修订劳动法、健全劳动部门组织、限制苏区工会权力空间等措施，实现了苏区工会与苏维埃政府的权力均衡。
革命史论 | “×匪”的污名形塑与中共的因应 (1927—1934)

革命史论 | “×匪”的污名形塑与中共的因应 (1927—1934)

【摘要】“共匪”这一污名化的称谓，是大革命失败后国共激烈对峙衍生的产物。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不仅专断地将“共匪”污名强加给中共，还通过将“反革命”“反帝”等符号与国家积弱相关联，从而为其“剿匪”行动提供更多观念上的支撑。然而，“共匪”污名的广泛传播，并非完全是国民党强力推动的结果。中共转入地下后，一方面审时度势，将“匪”作为促成革命身份转变的认同符号，另一方面则通过吸收土匪武装扩充革命武装力量。但由于收编的大批土匪武装未经过充分的改造和教育，一度加剧了时人的误解。面对新的革命困境，“匪”逐渐被中共锻造为整肃革命队伍的话语工具。随着红军内部“匪气”的逐步肃清，中共最终成功锻造出了真正的革命队伍，还原自身的革命本色。这一过程对中共早期的军队转型与长期的组织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建设史论 | 从政治宣教到娱乐纾解

建设史论 | 从政治宣教到娱乐纾解

【摘要】20世纪50年代治淮工程启动之初，治淮委员会（以下简称“淮委”）希望借助文娱活动的精神力量推动工程顺利实施。开展文娱活动的核心目的在于实施政治动员，因此淮委在内容与形式的安排上，以政治性为主，弱化娱乐属性，由此与民工偏重娱乐的诉求形成冲突。工地文娱工作开展之际，身处矛盾夹缝中的组织者为保证活动正常开展，往往优先迎合民工的娱乐需求。偏重娱乐化的文艺活动能够缓解民工劳作的疲惫，有助于工程顺利开展，因此这类活动并未遭到限制，反倒成为工地文娱的主要内容。
改革史论 | 1978—1994 年中国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

改革史论 | 1978—1994 年中国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

【摘要】发行公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融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公债的创造性发行既保证了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顺利投产，又加快了国家利用国际市场融资的步伐。面对财政收支的失衡，中央决定恢复发行国债，并使之成为加强中央财力和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具，广东等沿海地区率先发行了地方公债。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债吸引力不足、黑市交易泛滥等问题给传统公债发行模式带来挑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债券流通市场的建立和发行模式的转变。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强调举借外债必须以我为主，政府债务管理应当效益与风险防控并重，鼓励吸收一切文明成果推进债券市场建设等，这些历史经验可以为当前中国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历史镜鉴。
粤港澳历史 |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地方组织关系的重建与调适

粤港澳历史 |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地方组织关系的重建与调适

【摘要】全面抗战初期广东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是中共在不同组织基础并存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地方组织关系的实践。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与广州市委沿着不同恢复脉络形成，所依托的干部关系、群众工作基础亦存差异。全面抗战爆发后，群众工作的迅速扩展，对秘密工作方式及地方组织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政策传递迟缓，统属关系又未明晰，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广州市委负责人在组织发展、干部调动、公开与秘密工作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不同认识，在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演变为组织纠纷。1937年秋以后，中共中央与长江局先后派员赴粤，通过调整组织架构、调配干部、整饬纪律，广东党组织重归统一领导。这一调整既为广东党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提供了稳定的领导条件，也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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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长征史研究 | 《二万五千里》与红军长征集体记忆的建构

长征史研究 | 《二万五千里》与红军长征集体记忆的建构

长征史研究 | 战后日本学界对红军长征的历史叙事转向及深化

长征史研究 | 战后日本学界对红军长征的历史叙事转向及深化

长征史研究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若干存疑史实之考证

长征史研究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若干存疑史实之考证

医疗社会史 | 召集人：余新忠

医疗社会史 | 召集人：余新忠

医疗社会史 | 流动的医院：抗战时期新四军的伤病员救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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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社会史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从业人员的整顿、培养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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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社会史 | 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的暴发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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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史论 | 苏区群团与苏维埃政府权力格局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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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史论 | “×匪”的污名形塑与中共的因应 (1927—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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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史论 | 1978—1994 年中国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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