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个人”、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以及人民群众是精神文化创造主体的原理,以人民性作为本质属性,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高度重视“两个结合”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性认识,围绕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把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告别故步自封,把中华文化不断推向世界
摘 要:构建新安全格局是我国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掌握国家安全战略主动权、主导权的战略部署。构建新安全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指引方向。为此,必须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以国际共同安全构建新
摘 要: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秩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过程中由西方世界主导建构而成的,蕴含着深刻的矛盾性,长期影响、制约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当今世界从根本上反思和审视人类文明秩序的弊端,以新的文明观推动人类文明秩序的调整和改良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全球文明倡议以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理论前提,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取向,以“三个超越”为核心理念,以“三个辩证统一”为思维
摘 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一时一地一域之变,而是具有系统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深刻变化。只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站在时代的高度才能准确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性质。从时代意蕴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历史由一元主导走向多元并存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争格局重塑的时代,是中国发展与世界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时代,是中国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深刻把握
摘 要:“领导者”和“先锋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定位,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展现“领导者”和“先锋队”的作用,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党的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卓越的政治智慧、强烈的责任担当,始终高度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围绕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取
摘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发展和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领导必须贯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功能;又要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摘 要: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不断深化对制度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和实践性探索,将自我革命话语转变为有生命力的制度规范体系。回溯党推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探索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着眼于自我法纪规约和巡视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监察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注重领导干部行为规约,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依靠制度反腐;
摘 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注重从传播主体、话语、媒介和受众四个维度进行发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策略具有人民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科学化与大众化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策略及其特征,启示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需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落实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责任制,把好传播方向;坚持以马克思
摘 要: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数字技术则为其提供崭新的实践形式。基于技术与民主的深度耦合,数字技术以重塑时空关系、构建对话场域、促进智能决策、激发主体意识和打造实时监督等方式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并显现出人民至上性、智慧聚合性、普惠共享性等特征。然而,在数字赋能的同时,存在数字鸿沟阻碍平等民主、算法传播遮蔽真实民意、数字形式削弱协商民主人文性以及数字失控抑制民主
摘 要:政府数据授权运营属于政企合作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缓解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的财政压力和技术局限,也能够有效避免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的资源浪费。在政府数据授权运营中,政企合作不可避免会存在安全风险。然而,政企合作造成的“监管俘获”、责任主体不明确、责任阶段不清晰等问题,影响了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承担。为此,有必要引入政府担保责任强化政企合作的外部责任承担,通过厘清政企合作关系来明确责任主体,并围绕数据
摘 要:县域数字政府建设是国家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以公共价值创造为视角,基于穆尔的战略三角模型,结合县域数字政府的特殊性,从公共价值、上部与外部的授权环境和内部与下部的运作管理能力三个维度分析县域数字政府公共价值创造的基本内容,建构一个内外部叠加的公共价值战略大三角模型。实现公共价值,在价值寻求方面要收集社会集中偏好与期望,找到具体实质性的公共价值;在价值论证方面要获得上级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