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知识分子论》中有着这样的期待:“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这不仅跨越学科的思维惯性,更是突破国界的藩篱,无疑给文化精英们以深刻的启迪,同时对小说写作而言,也有着精神层面的指引作用。因为荡漾着恒久、持续的经典气息的作品,自不能以僵硬的概念来框定叙述的自由;世界的多向度,更是不能以“公式化”、单向度的方式来描
2012年,我和山东大学的一些老师联手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当时国家社科基金刚开始设立重大项目,我们申请了,挺严格的,要答辩。有位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评审委员问我,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有何理论根据?我愣住了,说没有。当时我们提出这一“说法”,确实是有些模糊的,大概是指文学阅读接受状况、文学消费以及文学影响下的社会精神现象,等等。之所以提出“文学生活”,有个动因,就是对“圈子化”的状况感到郁闷,
2023年6月10日,北京大学举办“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我因时间冲突没能参加,只留下视频致辞,说我当年4月15日在钱理群新著座谈会上发言,5月22日又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钱理群、崔可忻奖学金”颁奖仪式上讲话,题为《我的师兄钱理群》,初刊《上海书评》2023年6月3日;再加上此前撰写的初刊《上海书评》2021年4月24日的《老钱及其〈安顺城记〉》,该说且能说的,基本已经
温儒敏老师是一位把文学做进生活、把教育做向人生的学问大家和教育名家,他用宏阔的视野贯通了文学、教育、生活,以现代文学研究为学术起点,雄厚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史料积累为学术根基,推动现代文学学科不断走向繁荣;以语文教育规划的思想性、深刻性、前沿性,结合中国语文学科的现实需要,促进语文教育和教材建设迈入纵深。温老师始终以一种学者的客观与理性,指引现代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的方向,更以一种充满温度的情怀和智慧
我第一次到北京是在读博士期间(2000—2003年),第一站就是北京大学。但非常惭愧的是,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并没有拜访温儒敏先生,虽然经常拜读温先生的著作和论文。真正向温先生直接请教,已经到了2022年的夏天。那时正是疫情期间,与温先生通过微信联系。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语言与素养:初中语文现代文教学研讨会”,我当时担任系主任,代表中文系邀请温先生做主题发言,给我们会议支撑场面。温先生爽快答应
一 何平在2017年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中,提出了“文学的冒犯”这一理念。他主张、鼓励青年写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探索性的文学作品”,来“打开汉语文学的诸种可能性”。他觉得,之前在《花城》关注的18个小说家的“写作姿态和精神气质接近我们这里讨论的‘冒犯’”①。实际上,这不仅是对中国未来青年写作的期待,也是对何以构成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要品质——不竭的挑战——的一次“重申”与呼吁。何平所提出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迎来天翻地覆的改变。美学热,文化热,伤痕、反思文学,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辩论……引领一波又一波风潮。1985年后的“寻根”“先锋”运动启发了无数文艺青年,也带动了书写的黄金年代。从贾平凹到莫言,从余华到苏童,他们的作品或翻转现实主义公式,或直指人性幽微渊薮,或见证乡土巨变。众声喧哗,堪称“五四”文学后的又一高峰。王元化先生等人以“新启蒙”为这一时代命名。而戴厚英的《人啊,人
我与张博实相识已久。他读大学时,我曾到他所在的学校举办讲座,他专注认真的神情与淳朴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讲座后的短暂交流中,他提出的问题谦逊而扎实,同样让我记忆犹新。多年后,当我读到他撰写的一系列学术文章,内心感触颇深。作为一名介于80后与90后之间的年轻学者,30多岁便能写出如此扎实的文章,这不仅让我思考:年轻学者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应如何起步、如何选择方法与路径?也为我关注年轻一代学者的成长提
张曦的创作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创作数量不算多,但每一篇都在她的创作道路上留下了扎实的脚印。最近她从自己的作品中选了10个短篇小说结集成书。我有幸先读为快,在这里可以简略谈点自己的感想。 张曦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创作,作品刊发在“榕树下”等网络,也有发表在刊物上。2003年6月我出任《上海文学》主编,注意到她的小说,印象很好,曾期待她有更好的发展。但那时候她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也许是生
“新时代文学”作为时代巨变的文学标识,不是简单地以文学的方式阐释政策,也不是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时间标记,而是文学发展新状态的标志。新时代“山乡巨变”叙事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一脉,它既是对新时代中国乡村面貌的深刻表现,也是中国作家在新时代追寻精神家园的一种写照。因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才是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的最高境界。如何践行这一文学理想?新时代文学不是无源之水,同样,新时代“山
《龙凤歌》一经推出就获得了第三届凤凰文学奖首奖,这是对胡学文故事书写能力的肯定,亦是对作家坚持写作韧性的褒奖。30年来,胡学文一直“扎实的生活,诚实的写作”,致力于刻画冀北乡村中在乡土伦理与现代价值冲突下不安的魂灵,他的写作无刻意雕琢矫饰,驾轻就熟地在生活细部逡巡,举重若轻地回返生活原点。张学昕在评论《有生》时写到“《有生》精神意蕴厚重,文本结构结实,修辞老道,文字优雅,叙述从容,有着恰当的紧适度
引言 学术是一种系统、专门性的学问。它在中国古代又称“道术”,既是圣贤治理天下的大经和大法,又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本质属性的阐释。学术作为一种文化,通常说来满足了三种诉求,即政治教化、培育人才和涵养社会精神。独立的学术研究,诸如学术知识、思想、价值观念等的体系化传承,便形成了学术史。所谓学术史研究,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考察学术潮流,甄别学术良莠,厘清学术师承,既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重
儿童文学创作机制论是儿童文学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朱自强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在参照日本和欧美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儿童观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基点的观点,相关论述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大量涌现。同时,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自然科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促使第五代儿童文学理论家们从作家、读者、作品、世界等多个角度看待文学,而非仅将文学等同于作品,促发了儿童文学创作机制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王尧长期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工作且成果丰硕,并身兼教育部特聘教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等一众名衔。在学术研究领域,自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散文史》1994年出版至今,其学术研究呈现出三重特质:“一、他的当代作家系列对话,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同时以史家眼光选择对话对象,暗含哪些作家进入文学史序列的筛选过程;二、他是多文体的文学创作实践者。区别
一、小说家/知识分子 2022年,王尧在一篇对谈中,谈到他正在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此前的2020年,王尧的首部长篇小说《民谣》发表于《收获》第6期,并于次年初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关于第二部长篇小说,王尧说:“现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试图一步把故事、思想、语言、结构等融为一体,能够完成到什么程度,自己没有把握。我已经从码头上离开,我在另外一个时空中徘徊。”①及至2025年,这部以《桃花坞》为题的长篇小
继《民谣》之后,王尧推出了践行其“小说革命”理论的长篇新作《桃花坞》,从自觉的写作实践到思想史回溯,两者既存在明显的延续,又有新突破,不仅叙事风格从先锋的破碎走向古典的绵长,思想议题也从重建个人与历史关系的沉思①走向对知识分子重返公共领域的呼吁。一定程度上,两部作品都是王尧感虑“文学与现实关系松动”②的修复性尝试——只是作者在记录当下真实的现实主义路径之外,选择了照映文学与历史之真、文化之源、思想
按语:2024年11月17日,王德威、黄锦树两位老师和我围绕“南洋(华文)文学”进行了一场线上对话。这是我与王老师在“看理想”APP上主讲的音频节目《文学的现代中国:1635—2066》中的一集。经过剪辑,对话的部分内容以音频形式在节目中上线。现在全稿整理出来,并且经过两位老师校订,以飨读者。感谢何艳玲女士对整理工作的协助。 ——李浴洋 一、“南洋”还是“东南亚” 李浴洋:借用王德威老师的一
一、“数智融媒介叙事实现‘文艺+’革新” 骆江瑜:凌教授您好!您之前历经五年,问道多位专家学者,得访谈录近20篇,后来由花城出版社结集出了一部《跨界创意访谈录》。您是深谙对话艺术的访谈专家。非常荣幸我能和您有这样一个对谈的机会。您的研究一直围绕跨媒介、跨界展开,并出版了八部书籍①,您能谈谈是怎么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吗? 凌逾:如今回想起来,跨媒介、跨艺术的种子是在童年种下的。父亲多才多艺,受他的
我在20世纪末就读到过贾梦玮的散文,但因为那时的注意力并不在散文方面,也就没有太存心和留意。加之多年来,梦玮在“人设”上一直以一名编辑而自诩和自律,所以每次见面,除了“王顾左右而言他”,文学聚会上聊些闲杂酒事,很少谈及他的散文写作。倒是他每每给我些鼓励督促,让我受益良多。此番终于有机会重读他的几本作品,尤其是旧作《红颜》和新作《往日情感》,很受震动,觉得不止愧对梦玮本人,也着实汗颜于自己多年的这个
文学界有份刊物叫《钟山》,是影响巨大的名刊,历年来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坛上的几代名家中,有不少人是在《钟山》初露峥嵘。而贾梦玮则主持《钟山》工作几十年。后来,贾梦玮又兼任《扬子江文学评论》的主编。所以,贾梦玮的第一社会身份,应该是编辑家。但贾梦玮在“编辑”这主业之余,又坚持散文创作。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本贾梦玮的散文集。一本是《红颜》。这《红颜》,早在1999年便以《红颜挽歌》为名出版,
一 与贾梦玮青年时代就是朋友,自以为很熟悉他。他为人爽直、真诚、大方,爱憎分明,有棱角,讲义气,不藏着掖着。这种鲜明的性格,很容易使人“误判”,尤其熟悉的朋友,自觉不自觉地把他大致“定性”为什么什么样的人。 1999年的一天,忽然收到一本《红颜挽歌》,一眼看到作者的名字,竟然有些不敢相信。把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才反省以前关于梦玮的印象是多么单面,多么类型化。他深入历史的后宫,不是好奇窥探,也不
城市与作家相互成就的事例,古今中外不少:老舍、王朔、邱华栋与北京,王安忆、金宇澄与上海,冯骥才与天津,贾平凹与西安,陆文夫与苏州,张欣与广州,刘以鬯与香港,白先勇与台北,乔伊斯与都柏林,雨果、海明威与巴黎,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一座城滋润着一个作家,这个作家也在不断注视、触摸、呼应、书写着这座城。这种感受,在我读贾梦玮散文集《南都》《红颜》《往日情感》时再一次涌现出来。 在《南都》中,贾梦玮写南
“藏羌彝走廊”概念是在继承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基础上充分考虑了羌族族群在该区域的重要历史地位后确立的,但二者的历史地理范畴和适用范围相同。“藏羌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北起我国西北甘青地区黄河上游,南至滇西高原怒江、澜沧江、元江上游流域,东至川西高原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西至西藏东部金沙江和怒江上游。在这民族走廊区域,居住着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为主的诸多族群,如藏、彝、羌、白、纳西、独龙、怒
在“五四”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中,对古希腊文学最有深情者应推吴宓,他于1923年写成的《希腊文学史》(虽只写出两章)可以作生动证明。青年吴宓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1918—1921),对古希腊基本人文经典和欧洲近代以来的古希腊研究,有着较为广泛的接触和关注。此前虽有周作人《欧洲文学史》(1918)专章论及古希腊文学,但无论完备程度还是感情投入都不及吴宓①。周作人全力投入希腊文学翻译,要等到他落寞的晚年
自新诗诞生以来,中国古诗词的佛禅思维就一直启示着诗人们的创作,使这“舶来品”逐渐摆脱西方的影响而具有中国诗的韵致。20世纪20年代的胡适、周作人,三四十年代的废名、卞之琳、戴望舒、冯至等诗人,均有成功的诗作。当代诗坛亦有不少诗人继续这一路向的探索,如周梦蝶、洛夫、木心、蔡其矫、孔孚、盘妙彬、臧棣等。其中自觉而明确地进行禅诗实验、创作规模较大且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台湾诗人周梦蝶、洛夫和大陆诗人盘妙彬。
21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关“南方写作”的讨论不绝如缕,如蒋述卓、谢有顺、张清华、贺绍俊、曾攀、杨庆祥、何光顺等学者均曾撰文进行热议。在此语境中,“南方诗学”亦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为当代诗歌地理书写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具有不可小觑的诗学意义与价值。 “南方”作为方位,在王德威看来,“不仅指涉地理及环境,更投射关系与价值,介入或逃避现实的方法,久而久之,南与北形成地缘政治、感觉结构、
《漓江百里图》是黄格胜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广西被研究最多的美术作品,也是广西文化艺术领域影响力最大的美术作品。它对于黄格胜、“漓江画派”、广西美术乃至中国山水画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4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研究《漓江百里图》,显得十分有必要,因为经过历史的沉淀与洗礼,不仅是它自身的艺术价值得到了进一步彰显,而且它所具有的时代价值也逐渐凸显了出来。 一 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关键在于
1985年,黄格胜以“非长卷何以骋其情”的恢宏气魄创作了《漓江百里图》,这幅长达200米的山水巨制,不仅以“百里漓江入画图”的壮阔视角重构了中国山水画的空间叙事,更以深植八桂大地的赤子情怀,在祖国西南边陲擎起了“漓江画派”的旗帜,成为新时代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 《漓江百里图》是迄今为止以绘画形式表现漓江最为全面、深入、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问世40年间,早已超越了一件艺术品的范畴,成为承载广西文化
一、引言 漓江作为桂林山水的灵魂,以其峰峦叠翠、洞奇石美、山清水秀的独特风貌闻名于世,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的流连之地与创作源泉。历史上众多大师在此留下了珍贵的笔墨,如米芾、石涛、李熙垣、李秉绶、罗辰等。到了20世纪,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白雪石、阳太阳、黄独峰等画家更是因桂林山水的滋养,实现了山水画艺术风格的重要转变,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桂林符号”。 20世纪80年代,西方美术思潮如
全面抗战的爆发,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不但深刻制约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心理、文化走向。受全面抗战爆发的影响,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文学范式也发生了相较于以前的明显转型,表现出取材时事化、手法大众化①、文体多样化等特点。对全面抗战时期的文学范式转型进行研究,无疑可以深化对抗战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 一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内忧外患的处
1962年3月2—26日,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简称“广州会议”),文化系统的有关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剧作家、研究者共15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期间,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充分利用全国各地著名剧作家莅临广州参会的时机,邀请与会的剧作家和研究者在会议空闲时段观摩了广东省几家剧团演出的一些剧目,并与《羊城晚报》联合在3月28日举行了广东戏剧座谈会,邀请田汉、老舍、曹禺
正像朱婧小说集封面上所言,她的小说是关于“家”的建造和破坏。也就是说,朱婧的小说多半与家庭有关。我曾经想以家庭小说来命名朱婧的小说,但又觉得不妥,因为朱婧的小说和以往的家庭小说又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以往家庭小说,作家思考的重点是家庭,是一种社会小说类型。然而,朱婧虽以家庭为空间,但她重点思考的不是家庭而是家庭中的人,特别是家庭中的女人,应该是一种人性小说类型。朱婧敏锐地观察到当代家庭的演变,其演变
“现实主义,这个变幻多端而又驱之不去的幽灵!”①这是当代学者崔志远在《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一书中生动描述现实主义之于当代中国文学多元复杂的存在状态。从我国古代《诗经》中蕴含的现实主义精神,到“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十七年时期现实主义”的论争再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写实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及至今天的底
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促使英国文化研究中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托尼·本尼特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与福柯的“治理术”引入文化研究,并基于此提出了文化治理理论。他将文化治理解释为:文化“(通过与权力技术相关的符号技术系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通过自我技术的机制的运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社会交往起作用,并在这种关系中与其结合”①。中国学界对“文化治理”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94年何满子的文章《
一 自新时期启幕以来,中国乡土历经沧桑巨变,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再次孕育了乡土文学的兴盛,更在某种程度上,让乡土文学成为记录和表达乡土中国变革的镜像与心声。回望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春风,它重塑了农民与土地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厚联系,唤醒了深植于土地之中的农民们,展现出他们非凡的精神风貌——充满生机、创造力和自在感。这些在乡土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生动画面,恰如其分地映射出改革带来的深远影响。 随着20世
壮族民歌是壮族人民世代相传的“声音记忆”,既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代表,也是中华多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分支。其以独特的声部结构、精湛的演唱技法、丰富的音声特质及多样的衬腔形态,构建了一套独特的音乐语言体系。从马山“三顿欢”的三声部叠唱到德保“嘀抬乐”的群体对答,从真假声转换的音色流转到“碰撞—解决”的和声张力,壮族民歌不仅是族群情感表达的“活态载体”,更折射出壮族“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
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蔡元培(1868—1940)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针对当时的教育现状,积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改革思想,使北京大学焕然一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转型。 目前学界有关蔡元培的学术研究论著,多聚焦于其“兼容并包”教育改革思想之于北京大学校史和中国教育史的影响等问题,而关于该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美术领域的反映与
评委王尧、匡达蔼、毕飞宇、李敬泽、吴俊、吴义勤、何平、张学昕、张清华、张燕玲、陈汉萍、陈晓明、季进、贾梦玮、程光炜、曾攀对编辑部评出的十五篇候选论文,经过独立审读,以邮件投票方式评出以下六篇获奖论文(以得票多少为序): 《佩涅洛佩的编织:记忆与遗忘》 (格 非 2025年第5期) 作家对作家的阅读,本质上是伟大心灵之间的相互靠近和深度对话。格非巧妙地化用希腊神话,将佩涅洛佩“织了又拆、拆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