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如何在“卡脖子”情境下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封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问题。基于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视角,对龙芯中科进行单案例探索,研究发现:第一,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是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在“卡脖子”情境下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源动力;第二,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源动力存在“精神传承”“作风形成”“理念固化”三个演进阶段,中国科技领军企业通过层层深入的科研管理、战略管理、运营管理和文化管理,逐阶段推动突破性技术创新从“分布式萌芽”到“体系化发展”再到“常态化增强”。本研究为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在“卡脖子”情境下实施突破性技术创新提供了有益见解和实践启示。
创新能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数字化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契机,但对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之间作用机制的研究仍然较少。以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劳动力结构优化和融资约束纳入研究模型,探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素质结构和职能结构两条路径提升创新效率。(2)融资约束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并负向调节劳动力结构优化中介作用的前半段路径。(3)数字化转型对于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对于国有企业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来说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对于企业实现高效创新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随着人工智能在企业中使用的增多,集中员工与人工智能各自的优势,共同创造价值成为了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对策,但员工与人工智能如何协作实现价值共创的机制还未明晰。因此,基于“人工智能引入-价值对齐-价值形成-价值提升”的理论逻辑发现当前人工智能已经以主体的身份进入组织的价值共创过程中,同时,员工的信任度与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会对人智价值共创过程的启动产生影响。而员工与人工智能在人智价值共创过程中的分工协作是企业实现员工与人工智能价值共创的行动方式。同时,价值共创存在动态性,上一轮价值共创的结果会对新一轮价值共创产生影响,即人工智能与员工的价值共创的良性结果可以实现人智价值共创的迭代升级。
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是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之一,以系统耦合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能反映ICT产业发展动力来源,并能协调产业发展和价值需求之间相互关系的产业链、创新链与价值链(简称“三链”)耦合的新理论框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等,对ICT产业“三链”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进而探究影响ICT产业“三链”耦合协调水平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创新链发展对ICT产业“三链”耦合协调发展的引领作用较强,但子系统之间依然存在发展不协调瓶颈,产业链发展成为制约ICT产业“三链”耦合协调发展的短板。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推动我国ICT产业高质量发展。
生成式预训练变换模型(ChatGPT)的问世被认为是人类社会迈入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开端,但是其急剧生长过程中所带来的“输入”“输出”双环节版权风险也不可忽视。ChatGPT模型的技术架构主要依托于GAI与LLM,此外,巨量数据、文本抓取等技术范式也是GPT模型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GPT模型在数据“输入”阶段采用的文本挖掘技术存在版权侵权风险;结果“输出”阶段又因其作为算法系统的特殊性而存在“回答”是否符合版权法视域下作品的构成要件、是否具备“可版权性”及其权利归属等问题。从版权法维度分析GPT模型的潜在风险,对传统版权理论进行革新,并且从“技术规制算法”的全新视角采用DRM等版权管理技术工具应对强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其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引。作为重要的一手文本研究材料,数字经济政策的文本量化与内容诠释可以充分挖掘内化的信息。采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和共现网络分析的方法,以词频权重与共现关联度对数字经济的政策结构进行图谱化分析;基于政策工具理论,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维度,以半结构式工具量化的方式对数字经济政策进行内容分析;综合政策结构和内容的量化分析,建构了数字经济政策结构体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政策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引导下,通过人力、物力、财力的政策投入,借助法规规范监督、税收金融激励、平台互联互通、区域分工合作、政策创新试验等政策路径,实现技术进步、优化管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政策目标。研究结果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从政策科学的视角认识数字经济政策发展态势,助力政府优化政策结构,提高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高耗能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碳交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从2020年起提升效应有所减弱;(2)政策效应通过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路径传递,支持了“波特假说”;(3)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政策的直接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负向调节政策实施与创新投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政策实施与创新产出的关系;(4)政策效应对高竞争行业、强外部监督和弱政治关联的高耗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更强的提升效应。本文丰富了碳交易政策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分析,为推动全国碳市场的建设提供针对性建议。
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中的“碳排”大户。在我国“双碳”部署下,加快促成旅游碳平衡将助推旅游产业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参照现实目的地系统,提炼出三大类智能体(旅游者、居民和环境),依据相关研究制定智能体行为决策规则,建立了旅游目的地碳平衡压力仿真系统,并探索目的地环境、社会和旅游者行为等参数设置对目的地旅游碳平衡的影响。实验发现:(1)目的地植被覆盖率与目的地旅游碳平衡压力显著负相关,而单位面积植被固碳能力的提升虽能增强目的地碳承载力,但对减轻碳平衡压力的助益较小;(2)目的地物价水平和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均能有力限制旅游碳足迹的增长从而减轻碳平衡压力,但此两者作用效能不同;(3)交通碳足迹是加重目的地旅游碳平衡压力的重要原因,主要客源市场越远,目的地碳平衡压力越大,提升植被覆盖率和居民环境意识对碳平衡压力的减轻效果也越显著。在未来,旅游碳平衡的实现有赖于交通和休闲服务设施中清洁能源等减碳节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目的地居民和游客环保意识的增强。
长三角城市群是国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是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评价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碳减排政策对“双碳”目标背景下区域协同降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十二五”以来长三角三省一市的42份碳减排政策,从政策依据、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内容、作用对象、政策性质、政策时效、政策类型和政策主体9个维度构建了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碳减排政策评价标准体系。选取其中8份代表性政策,运用内容分析法和PMC指数模型计算得出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碳减排政策评价PMC指数并绘制PMC曲面图,分析了各项政策的优缺点。研究发现,“双碳”目标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碳减排政策可划分为完美、优秀、可接受和不良4个等级,平均水平为优秀等级;政策一致性水平较高,结构设计合理,但是区域内部差异较大。据此,从区域协同合作和政策工具两方面为“双碳”目标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低碳协同发展政策更新与优化提出建议。
用能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能源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文献调研和实地调查等手段,系统梳理了我国用能权交易的理论研究进展、政策沿革以及试点成效。结果表明,我国用能权交易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存在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市场活跃度低、试点建设及示范推广缓慢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加强用能权交易理论基础和方法研究、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体系建设、创新用能权相关金融工具和激励措施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用能权交易市场体系的发展完善提供决策支撑。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城市数字化发展,为城市群城市之间的创新协同提供了便利。基于2008—2020年204个城市群城市面板数据,以城市群为城市合作范围,借助“宽带中国”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试点显著推动了城市群协同创新,试点效果的发挥具有一定滞后性,并伴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2)“宽带中国”试点在成熟期城市群、东部地区和高科教水平地区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好。(3)“宽带中国”试点能够通过提升信息化水平和金融集聚水平等途径推动城市群协同创新。(4)城市群中“宽带中国”试点的质量比数量更能推动城市群协同创新,当城市同时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时,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区域人才集聚需要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从人才生态环境视角出发,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11个城市为研究案例,运用QCA和NCA混合研究方法,对比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人才集聚路径类型与演变逻辑,呈现在多重人才生态环境因素影响下科技人才集聚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1)“创新环境”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人才高集聚非必要因素演变为必要性条件;(2)粤港澳大湾区存在4类科技人才高集聚路径:创新主导I型、生活服务主导型、创新主导Ⅱ型和“创新-文教”主导型,“创新-文教”主导型由生活服务主导型和创新主导I型演变而来;(3)从城市群看,广州、佛山和东莞三地科技人才集聚模式稳定,特别是广佛同城一体化发展战略成效显著,同时“教育、科技、人才”的互动关系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