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超大规模人口状况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的国情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深刻地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国特色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保持历史耐心,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史的进程表明,人口问题与法律发展密切相关。法律对人口状况发挥着重要的调控功能,并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深刻影响着以人口状况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的进程。新时代新征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发展准则,把握人的现代化这一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脉络,探寻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方式,重塑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法治格局,进而为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确立可行的法治路径。
摘要:推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文章通过梳理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时期对效率和公平相互关系的不同制度安排,揭示出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效率和公平关系制度安排的演进规律,即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制度安排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制度变革;效率和公平关系制度安排的优劣必须以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唯一判断标准。我国在改革发展伟大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效率和公平关系制度安排演进规律,是对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相互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理论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自主知识。因此,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就需要遵循效率和公平关系制度安排的演进规律进行继承和创新,形成符合新发展阶段的效率和公平关系制度安排。通过对新时代效率和公平关系制度安排内涵和要求进行的分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基础。
摘要:伟大思想源自伟大时代,理论创新指引实践前行。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行动指南。面对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繁荣展现出光明的实践前景。习近平经济思想从经济发展的根本道路和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旨归以及经济发展的世界愿景和国际担当,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创造性地解答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世界性难题,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世界性难题和自近代以来世界发展水平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的世界性难题。
摘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特性,也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民性。梳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历程,这种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和不断深化都基于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调动人民积极性为出发点加以设计,形成改革的不竭动力;三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被赋予新的使命,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赋予经济体制改革人民性新内容,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市场化改革以及因此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全新的经济体制。在建立和推进这一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发展奇迹,这背后的原因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优势得到综合性发挥,但在改革进程中体现出的人民性是实现这一综合效应的内在根据。因此,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更加充分地体现这种人民性,继续发挥其具有的独特功能。
摘要: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共出现130个“法”字,从语言学、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其分布状态、出现频次、组词形式等所表达的政策信息却不尽相同。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中“法”字出现的规律和特征可以看出,一些重要法律术语或法治熟语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缺失可能具有一定政策解读上的意义。从语言学现象的角度对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规定的深度解读,这种全新的解读方法对于准确把握《决定》起草目的,全面和系统地领悟《决定》精神实质具有很好的学术启发价值和实践引导作用。
摘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新的生产力的一般路径是通过科技创新的突破性进展及其产业化过程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包括质量互变规律、生产力要素变化规律、生产力诸要素组合优化规律、加速性发展规律,生产力规律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特征。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规律是:科技创新的颠覆性突破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颠覆性科技创新的产业化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新兴产业的拓展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载体;信息化与工业化结合的新型工业化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不断发生空间转移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原则,从创新动力系统、产业载体系统、绿色生产力系统、新型能源系统、生产方式系统和制度系统六个维度构建符合新质生产力规律的新质生产力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整体功能的发挥。
摘要: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视察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东北全面振兴指明了新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注东北振兴,在三次视察东北时不断地提出东北振兴的新思路、新对策,最终聚焦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呈现出一个脉络清晰、循序渐进的振兴东北新路径。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视察东北重要讲话精神,可以发现东北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的实践路径,具体要做到“四个聚焦”、完成“六大任务”、进一步夯实“五大安全”。东北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自身高质量发展,而且必须在全国一盘棋下发挥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功能。
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诉求,是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生动实践。基于生态世界观、生态批判观、生态重建观三重论域,马克思揭示出自然与社会辩证交互、双向建构的对象性关联,在历史与价值维度上阐明自然异化的深层成因,探寻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整体性变革路径。马克思的生态文化观拓展了感性-人化-历史贯穿融合的生态哲学视野,确立了哲学-经济学视域复合统一的生态批判范式,指明人-社会-自然协同发展的生态治理路径,树立起科学与人文交融互构的思想航标。
摘要: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学界是一种源自马克思的批判概念与方法,并经由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自觉构建,而逐渐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系统性批判分析,尤其是当代国外(欧美)马克思主义学者或左翼学者的学术理论成果。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体背景语境,这一批判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至少承担着三个方面的“政治认识论功能(价值)”:科学认知、正确价值立场、大众社会政治动员。然而,以生物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数字(平台)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例的分析表明,当代中国学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呈现出议题或论域“碎片化”的突出表征,因而难以充分发挥其政治认识论功能。更好发挥它的政治认识论功能的关键之处在于提升这一理论研究的中国相关性:一是彰显或阐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主义意涵;二是自觉构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摘要:语言表达认识。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即思想,具有客观性。语言在表达思想的时候还带有一种东西,这就是真之条件,即思想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后者也是客观的。人们断定一个句子所表达的东西是不是真的,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思想必须是人们认识的,即在人们经验范围之内;其二,句子的真之条件必须是清楚的,否则人们就无法判定思想是不是真的。对思想的认识是经验的,但是对真之条件的认识不是经验的,而需要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人们一般不知道真之条件,这通常并不影响人们进行交流。哲学中的举例说明就是借助对思想的理解。今天,人们借助关于真之条件的认识,对句子及其表达的东西作出更好的说明。哲学史的发展表明,人们从借助关于语言的考虑进步到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从关于真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进步到关于真之条件的认识,从而使真与意义真正结合起来。
摘要:法学须从哲学中汲取营养,而哲学的基本预设就成为推导、建构、修正法学理论的前提。所谓哲学预设,是从哲学思想出发,根据某种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常识或公理性质的命题对学科所作的一种预设性的演绎推理的逻辑前提,它构成了理论分析的基石。在法学史上,霍布斯的“两条公理”、休谟的“无赖假定”、庞德的“五大假设”、哈特的“最低限度的自然法”以及哈耶克的“人的无知”等,都是法学史上著名的哲学预设。哲学预设的不同,也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内容与研究风格上的差异,霍布斯“恐惧的自然人”、洛克的“合群的自然人”以及卢梭“激情的自然人”预设上的差异,就彰显着三大社会契约理论家研究旨趣上的不同。
摘要:对于直播打赏的定性,赠予合同说、服务合同说以及无合同关系说均存在无法解释的问题。直播打赏虽然具有财产行为属性,但其决定性因素是用户具有强烈情绪性的情感,不应当将这种情感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为基础将直播打赏定性为法律行为。直播打赏因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性难以确定而应当归入事实行为。直播打赏的主体资格与价值限额应当成为法律调整直播打赏行为的外延式条件。对于形似而实非的“非真正打赏行为”,应当将其拉回法内空间,按照赠与、服务合同甚至销赃等相应行为的性质由法律进行调整,平台亦应建立直播打赏的自治规则,从而形成调整直播打赏的规则体系。
摘要:后艺术时代的新变之一,是艺术作品两分为核心艺术作品(以审美的物质构成实现审美的目的)和兼性艺术作品(以非审美的物质构成实现审美的目的)。以此视角去看人类艺术历史中艺术作品的划分,呈现为:原始时代和早期文明的前艺术时代的兼性艺术作品,轴心时代以来的兼性艺术作品与核心艺术作品共存,从文艺复兴到19 世纪的核心艺术作品,20 世纪以来后艺术时代的核心艺术作品与兼性艺术作品的共存。从艺术史整体看,艺术作品在如上两分之后,于兼性艺术作品中又分为两次类:其一是由审美物质构成但服务于非审美的目的,其二是由非审美的物质构成但服务于审美的目的。艺术作品的历史演变为全球化时代重建艺术理论中的艺术作品理论提供了语境基础。
摘要:阿多诺认为,一切艺术作品都是现象,同时又是幻相。在这里,艺术作品通过一种精神的作用而错误地以为它达到了总体,达到了真理。面对艺术作品所出现的幻相的特征,艺术领域出现了一种实证化的趋势,艺术作品变成了一种艺术事实。于是艺术陷入了幻相的危机。然而,无论艺术作品如何努力摆脱幻相,都仍然是幻相。它们在试图走向真理的内容的过程中必然陷入矛盾之中。因此,欣赏或者创造艺术作品就是要拯救幻相,拯救幻相就是要努力走向艺术作品所试图把握的真理内容,但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不是直接存在的,艺术作品作为现象是本质的现象,但是这个本质又区别于现象。拯救幻相实际上表明不可能和解的东西是可能实现和解的,但是这种和解不是现成存在的。
摘要:蔡元培在大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的同时,长期重视社会美育,并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中为之正名,提出“社会美育”的概念。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是一个双线结构,“以美育代宗教”说与“社会美育”的互恰关系一以贯之,并行不悖,构成一主一从两大线索。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美育”构成了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第二原理。在蔡元培那里,“社会美育”以陶养感情、促进人生为精神旨趣。对“社会美育”的建构与西方美学相关,也不乏结合本土传统的创造和开新。在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开拓创新与抗日的烽火共始终,战争风云在其美学思想中留下了浓重的痕迹,也给其“社会美育”注入了勇猛悲壮的内涵,使之达到了新的升华。
摘要: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早年好诗,后转而嗜词,以词抒写其遗民情感及半生零落的悲凉心绪,首倡“老去填词”说,树立了“老去填词”的经典形象,在后世引起广泛共鸣,“老去填词”逐渐成为词体创作的新范式。晚近时期,随着世风、学风的转变,“老去填词”成为诸多文人普遍选择的寄怀人生之方式,开拓出词体创作的新境界。与词史上“悔其少作”的现象相比,“老去填词”在意境上追求“老”之一境,深化了词体的表达意境,提升了词体的品格,是学问之词的典型体现,同时也反映出晚近时期的民族情绪及士人的心理特征。从对词体的体认来说,“老去填词”标志着清代词学“尊体”事业的九转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