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认为,沃尔泽是一个社群主义者,但是沃尔泽本人对于有论者给予的社群主义帽子是拒斥的,沃尔泽把自己定位为自由主义的左翼,可见单单的社群主义者的界定并不能真实反映沃尔泽多元身份的真正面貌。沃尔泽思想本身的庞杂性,使得沃尔泽的理论既有自由主义的色彩,也有反自由主义的因素。强调个人自主、有限的普遍主义、国家中立等,是沃尔泽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因素,而共同体意识、特殊主义立场、强民主主张等,则是沃尔泽思想中的反自由因素。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理论之间的含混性以及独特的阐释方法,是导致沃尔泽复杂面向的重要原因。
摘要:经验科学的实证路径与哲学的思辨路径是古代研究自然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两种路径有其自身优势与不足,而二者的结合,便引出第三条路径,即博物志。博物志是古代自然知识的一种形态,这种知识的形态包含自身知识的定义、知识的内在发展动力、知识的方法论、知识的结构,而谱写博物志是描述古代这种知识形态的方式。从中国博物志先河,到隋唐宋元博物志的拓展,以及洋务时期博物志的转折,谱写博物志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描述自然知识的方式。它是一种科学以前的知识形态。从博物志到科学,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人类探索自然的历程。
摘要:《民法典》通过第 388 条的“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这一概念以及其他规则设计,将功能主义引入我国动产担保规范体系,动产抵押实现规则的适用范围得到扩张。融资租赁交易规范本身却并未对此作充分回应,使出租人担保权益实现规则仍存在与动产担保一般规则相抵悟之处。在《民法典》体系下,出租人担保权益实现有租金加速到期和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两条路径,前者已经功能主义化,后者则仍保留形式主义色彩。要实现出租人担保权益实现规则与动产担保一般规则的统合,必须限制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这一路径的适用,并对其法律效果作功能主义改造。通过对承租人根本违约作限缩解释,可以达到限制出租人解除合同的效果。出租人取回权应当被看作实现担保权益的中间环节,配合清算规则的一般适用,达到将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路径转化为出租人担保权益实现规则的效果。
摘要: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旨在平衡婚姻关系中的利益分配,其核心价值在于全面肯定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以实现婚姻关系中的实质平等。通过案例分析法对其进行研究发现,补偿范围局限于家务劳动领域;补偿方式过度依赖于金钱补偿,且与其他离婚救济制度存在混淆适用的情形。基于此,研究提出明确补偿范围、引入多元化补偿方式、协调与关联制度的适用关系等一系列纠偏措施。通过上述举措,以期提升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效果,切实保障婚姻关系中弱势方的合法权益。
摘要:数据跨境流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数据资源优化配置的创新实践,但其面临着价值分歧、主权博弈与技术对抗的多重挑战。美欧采取截然不同的数据跨境规制模式,前者以自由市场之名谋技术垄断之利,后者以权利保护之名行主权扩张之实,二者的冲突深刻折射出数字时代“规范性权力”与“技术性霸权”的全球治理话语权争夺。《安全港协议》和《隐私盾协议》的相继失效,使得美欧“数据隐私框架”在第三次博弈中确立。该框架通过“原则清单化”“限制具体化”“救济双层化”“审查常态化”的四重机制实现美欧数据跨境流动的再次合作。从“价值理念—路径手段—战略竞争”的分析框架检视,美欧“数据隐私框架”揭示了美欧博弈的本质已经超越“市场”与“权利”的表层价值对立,深化为“技术垄断”与“规则输出”的路径博弈,并最终指向“数字霸权”与“技术主权”的顶层战略竞争。面对此格局,我国应树立安全与自由动态平衡的治理观,通过完善分类分级与白名单机制构建风险调控型框架,并借助多层次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
摘要:山西中部城市群作为全省经济、人口和能源消费的核心区域,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群内各城市在经济、人口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时空特征。同时,针对城市群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数据显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仍然复杂。基于STIRPAT模型,对山西中部城市群的碳排放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强度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人均GDP和总人口。此外,通过情景预测模拟了未来碳排放趋势,发现山西中部城市群的碳排放量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在节能情景下,碳排放峰值最低,为8328.71万吨,这进一步表明,通过实施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山西中部城市群有望实现对碳排放的长期控制和减少。基于上述分析,建议从差异化减排、提高绿色经济效率以及优化能源结构等方面制定减排路径。
摘要:互联网背景下,典型性社会比较行为时有发生,群体极化现象亟需深入研究,以此推动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7497个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社会比较对群体极化的影响,并检验了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社会比较对于群体极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其结果依旧显著,其中要关注民族问题上的群体极化现象;社会比较在互联网使用和群体极化间起遮掩效应,即公众的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比较的遮掩效应,对群体极化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出要构建互联网信息生态系统;加强社会主流价值观宣传、阻断不艮社会比较链;构建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完善政府网络空间监管机制等建议。
摘要:“社会性别”的原本含义到底是什么?与之相关的其他术语到底如何定义?如何准确使用这些术语?此为核心研究问题。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深入系统分析与批判性思考,可以从中立事实与价值评价这两个角度来定义“社会性别”:(1)从中立事实的角度看,“社会性别”是指施加于男性或女性之上且与生理性别并无必然关联的一套社会文化规定。(2)从价值评价的角度看,“社会性别”意指分别施加于男性与女性之上的两套不同的社会文化规定,这些规定造成了两性之间不合理差异,从而导致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相应地,“社会性别意识”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理解。与之相关的术语“性别意识”被使用在不同语境中却有两种相反的含义。“性别意识”这一术语应该被弃用,其对应的两种含义可分别用“社会性别意识”与“既定两性差异意识”这两个术语来指称。
摘要:权力在各种不平等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不对称性表征权力实质。权力的发生要求特定的需求场域,并在这个场域中占有不对称性。相比于外在规制的权力,技术与人的内在目的之间有一种共谋关系,进而具有内生的权力属性。现代人生活在数据与现实交融的世界中,智能推荐算法由于信息的爆炸和个性化的信息分发需求诞生,在信息的处理和分配上展现出不对称性,具有权力主体的特征。
摘要:作为消费主义升级与延伸的产物,消费主义虚拟化以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的数字规训将消费逻辑植入虚拟世界,使数字平台沦为“数据殖民”施行消费盘剥的新场域,表现为集体服从的符号性消费、数字导向的物欲性消费、娱乐至上的表象性消费与算法规训的非自主性消费。作为一种异化的数字消费观,消费主义虚拟化的生成源于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联姻,其重塑消费主体的精神世界,诱使社会关系失序、需求内容失衡、主体意识失向,衍生出利己主义瓦解集体契约、虚拟商品僭越精神需要、虚假欲求遮蔽真实需求的“新异化”困境。亟需运用有为政府的治理智慧,倡导以人为本的经营伦理,培育理性自觉的消费主体,多方共筑抵御消费主义错误思潮的内外屏障。
摘要:当代中国,极端“饭圈文化”正在对青年价值观形成深度解构效应。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极端“饭圈文化”相较“饭圈文化”更具激进色彩,其以趣缘认同为运行起点,以共情传导为运行机制,以实践行动为运行动力,架设起一条稳定运行的通道。在此基础上,通过助推符号消费导致青年价值目标的非理性,凝聚群体意志导致青年价值手段的盲目性,展开话语规训导致青年价值评价的偏差性,极端“饭圈文化”得以最终对青年价值观形成消解。为此,必须坚持“内”“外”兼修以重塑青年价值目标,“疏”“导”共济以优化青年价值手段,“解”“建”并举以校准青年价值评价,最终在批判极端“饭圈文化”中实现青年价值观的稳定建构与良性发展。
《哪吒2》在全世界的热映,对现代中国来说,是绝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这不仅仅是代表了中国动画的崭新突破,展现了传统文化深广的潜在力量,更巩固了中国自晚清以来失落已久的民族自信。经由动画的重新诠释,让现代人对哪吒这一角色所彰显的可塑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正因此,动画中主角哪吒的经典台词,就变成了众人揄扬称道、赞不绝口的“金句”了;而其中最为人所关注的,无疑便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命由我不由天”
诸多学者把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认定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日期。《青年杂志》的创刊地点在上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明确宣告:任何不合于现今社会的事物和观念,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向,皆一文不值也。”①他要求“中国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并主张青年的价值观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