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解决中国边疆现实问题、尊重学术发展规律和推动中国边疆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理解边疆认识边疆,分析总结历代边疆治理的经验,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和边疆发展观。理解边疆是前提,加强边疆治理是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是底线。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摘 要] 作为一个富有本土特色的文论概念,“兼”及其承载的中国智慧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和阐扬。在历代经典阐释与字义训诂中,“兼”内蕴不同向度的阐释空间,并通过术语“兼之”从人物品评进入文学批评。因应文学创作中的“偏”与“至”,“兼”在中古文论中的出场,旨在解决文学创作与批评中过犹不及的问题。此后,历代文论家标举兼有者贵的价值观,不但树立诗骚、曹植、陶渊明、庾信、杜甫等典范,而且汲取“文质彬彬,然后
[摘 要]《易经》西传约400年,首个《易经》译本及完整译本均由法国耶稣会士完成。然而,低估《易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或以西方概念误解、误译中国哲学术语,都是迄今影响《易经》在法国进一步传播及研究的因素。作为当前法国易学“新学派”的代表,夏汉生从《易经》中的核心概念“阴阳”出发,对“生生之谓易”的内涵进行了全新且独到的阐发。其方法论横跨语言、哲学、艺术、考古、建筑、军事、医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
[摘 要] 随着对西方生态思潮缺陷的认识,我国学术界提出了摆脱生态文明的西方霸权话语、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任务。西方生态思潮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其共同缺陷是秉承文化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否定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环境权和发展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超越西方生态思潮和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化的结果。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目的和任务,
[摘 要] “圣麦克斯”章中对施蒂纳唯一者思想的批判,构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契诃夫之枪”。就存在前提而言,正是由于“圣麦克斯”章相较于其他章节迥异的行文风格,才吸引人注意并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封信件中,就已经透露出足够的相关信息,显示出设置“圣麦克斯”章作为“契诃夫之枪”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契诃夫之枪”,马克思一方面
[摘 要] 叙事作为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反思形态天然内嵌着价值属性,但现代日常叙事走向了理性化、技术化歧途,并在市场与资本勾连中产生异化,道德从叙事中隐退是现代日常叙事蜕化的主要标志。非常状态作为人类日常社会生活的反面,客观上撕裂了现代日常叙事的理性化、技术化“涂层”,是重新审视叙事之于人类文明意义的最佳时域。非常状态下的叙事,从个体叙事走向国家叙事,道德重新出场并塑造道德记忆,并在仪式塑造中刻写进民
[摘 要] 当前,构建治理共同体是回应城市社区多元性和差异性并存的重要举措。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可引入组织、网络和情感要素,构建组织化整合—网络管理—情感嵌入的分析框架。通过W市H社区党建引领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案例研究发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是个体的组织化过程,也是组织间网络的形成过程,还是治理机制得以制度化的过程。社区党委可以发挥组织力,创造个体间的联络接点,实现组织化;发挥
[摘 要] 基层善治能力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减轻基层负担与筑牢基层基础的合理均衡将关系到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性。作为联结政府与社会的治理前沿,基层组织通常承担公共政策对象和政策执行者的双重角色。由于基层治理模式、治理体系以及相关机制不够健全,筑牢基层基础与减轻基层负担在边界内容、执行力度、短期安排与长远布局等方面存在值得关注的张力。这对新时代国家治理转型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产生了不利影响
[摘 要]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制度载体。时空关系是理解当今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重要维度。既往研究多注重从时间维度考察各种解纷机制的得失,容易忽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内部的结构性关系。在实践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内部结构紧张、系统紊乱,引致基层解纷能力日渐流失。一站式解纷中心从空间维度上解决了解纷系统物理空间区隔化、组织空间碎片化、关系空间离散化
[摘 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前的改革相比,当前阶段的改革更加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改革背后的深层次逻辑发生了变化。不能将全面深化改革理解为仅仅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西方市场经济的渐进实现版本。新时代,面对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在克服增量改革的局限性和过度市场化的风险,
[摘 要]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学界的“回归国家学派”在坚持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之上,强调了国家组织结构对市场社会的形塑作用。受此启发,可将国家能力理解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条件,构建纳入国家能力因素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对主流的创新经济学进行反思。现代国家是科技创新的“孵化器”,本土的重大科技创新成就大多是在国家能力的支持下取得的。考察典型国家的科技创新历程可以看到,合理
[摘 要]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主导、全民共享的文化记忆空间,流域内的文化景观皆是记忆的客观外化物。作为记忆媒介,长江大桥承载的国家记忆由政治表征向城市意象转变,同时与历史文脉、精神标识、神圣空间等城市记忆相联结。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并存交织,由传播媒介、语言景观、具身体验与仪式活动共构生成机制。基于此,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应从项目新建与景观改造并行、本体搭建与景观译码并举、现实场景与虚拟符号并重等
[摘 要] 地方财政重整是地方政府应对债务风险的重要应急处置措施之一。现行地方财政重整制度建立了国务院立法为主、省级政府立法为辅的立法结构和职能部门横向联通、省市县三级政府纵向贯通的运行结构,形成了单一行政模式的地方财政重整权力运行机制,存在制度设计非中立性、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等困境。功能适当原则已经体现于我国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相关文件中,能够在地方财政重整中发挥行政优益权与债权人财产权相适应的权利
[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形形色色的小数据在技术的加持下可生产处理成蕴含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重要信息的数据。由此,相关企业须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但面对态势复杂化、技术多样化的数据信息安全事故,仅依靠国家强制力推行相关监管部门监督、相关企业落地履行义务还不足够。数据安全保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然而,在我国本土化进程中,数据安全保险制度面临诸多窠臼。因此,须在法理逻辑、功能定位等原则性
[摘 要] 近年来,证成具体数字权利的研究迭出,但有关“数字权利是什么、有什么”的基础性问题未得到清晰阐释,导致数字权利边界不清、范畴不明,权利内容碎片化和权利理论片面化等弊病。基于终极价值性要求、国内外法规范及数字实践,数字权利应当被界定为法体系中的基本权利。作为基本权利的数字权利,将人之于数字科技的价值性主张、数字技术逻辑的范畴性内容和具体数字活动的衍生性需求等三阶开放性权利内容,融贯成秩序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