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意恩仇、臧否人物、指点江山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能掌握批判的武器,尤其是对于事件及制度性的剖析,往往具象落脚到人,比如把人分类为浓人淡人、NPD人格,或者归因于原生家庭、东亚父母……这些语词进入社会流通的初期,高度凝练且迅速地对境况做出了“诊断”。自启蒙运动以来,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席卷全球,医学几乎壮大为可以与宗教/信俗、法律/道德划江而治的新的社会控制机制。何谓控制机制?霍布
46年前,我24岁,衣袋里放着高考录取通知,搭乘公交车来复旦大学入学报到。也许是心情激动,没留神,下错了车站,在复旦大学站前面的电力所站下来。旁边有个好心人看我在东张西望,就指点说:你是到复旦大学吧?往前走半站路,就看得见校门了。好事真需要多磨,就这样我多走了五六分钟的路,才看见了校门口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但这几分钟的路程,在我的感觉里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天以后,我在复旦校园里读书、上课、泡
夏天(上海师范大学讲师):您在陈思和教授从教四十二周年暨《从广场到岗位》新书发布座谈会的发言中,对思和老师的定位很清晰,一是思和老师带着他的特定的学术传承进入他所关注的领域,其次是思和老师有您称之为“对‘来自未来的眼光’的意识”。在这样的定位后,您谈到与他有很多共同或类似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而互补的地方,希望您进一步展开谈谈后一方面的情况。您觉得您和思和老师的最大不同在哪里?互补在什么地方? 王
陈思和先生以其独特的学术视野、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以及高尚的人格魅力,成为坚守人文精神岗位的典范。人文精神是其研究的对象,同样是其学术生涯的主线;“岗位”是他对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概括,更是他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现实与学术发展中指出的未来。“人的文学”这一提法自五四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历程,一代又一代学人用自己的学问涵养与生命经历参与、解读、建构这一动态谱系。无论是对文本的细致体察,对作品生命力量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读到陈思和先生的书,但第一次见到陈思和先生,是90年代初,在河南大学的校园里,印象中好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会议,或者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或者是中国新文学学会年会,记不清了,许多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学者都在,陈美兰教授也在,为什么记得,因为陈思和先生把我当成了陈美兰教授的研究生了,我向他做出了解释,我的研究方向是文艺学。那次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我听到了许多会议发言,对于陈思和先生的
一 著名作家王安忆在《重建象牙塔》一文中这样形容陈思和的学术特点:“你可以说他学院派,说他学究气,我倒情愿用俚语里‘书虫子’这个叫法,我觉得很准确,也很形象。你想书虫子钻啊钻的,钻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并说:“陈思和要将知识分子从广场上召唤回来,是不是就是召唤进象牙塔里?他的声音很微弱,风一吹就吹散了,可总是有声音比没声音好。”①这确是一个贴切的比喻。 陈思和生于1954年,1978年进入复旦
2015年我曾在《书城》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少年成长与学术姿态——读陈思和的〈1966—1970暗淡岁月〉》,此文后来收入《陈思和文集》。 《1966—1970暗淡岁月》是陈思和的人生自传,重点写他在特殊年代的十年人生,那时他尚未走上学术道路,因此我那篇文章重点针对陈思和的成长经历谈了一点读后感,对他的学术贡献从“后视”的角度略有涉及,但谈得不多。这次读他的《从广场到岗位》,我觉得这本书正好从学术
当历史进入现代,理性主义逐渐挤压神鬼的存身之处。福柯认为“当理性的普遍的自由的和公共运用相互重叠的时候,启蒙就存在了”①,科学实证主义精神就是要让一切事实都可以经受住显微镜的检验。19世纪中后期,重重危机逼近,中国的知识精英不得不另觅他途,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作为评价传统的标尺,展开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批判。“迷信”的起源众说纷纭②,反对迷信虽说并非一时之新,但能够肯定的是,现代以来通行于世的关于
我很认同这样一句话:“每一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倾向,它的特殊偏见和精神疾患。一个时代就如同一个个人:它有它自己意识观念的局限,因此需要一种补偿和调节。”①也就是说,任何时代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自然会具有时代文化的个性,包括其卓越处,也包括其盲区和弱点。一般来说,个人很难甚至无法真正摆脱时代的特点。他(她)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克服时代所带来的局限,发挥时代赋予的优势。只有这样,他(
前些时日,若谷联系我,问我可否来写她的“印象记”,我其实是有点意外的。2016年夏天,若谷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后去北京大学读博,博士毕业后重返母校任职于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虽然我们在同一所学校,也是同一学科,但毕竟分属济南、青岛两城,交流机会并不多。我对她的印象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她读硕士时的记忆,那时她思路开阔,谈吐清晰,有时也不免掉掉书袋,但在话题研讨中总能因犀利的见解成为小小的“意
21世纪以来,随着国产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电影艺术、电影技术和电影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电影理论批评的日趋活跃和不断深入,中国电影美学也有了较明显的新变革与新拓展:它一方面注重从中国电影发展道路和创作历史的回顾反思中探寻电影美学规律,并从国产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实践中总结出若干电影美学经验;另一方面则更加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此来丰富电影美学内容,凸显电影美学特色;同时,
中国影视美学的概念提出已经很多年了,也有不少名家的著述。早在1998年黄会林先生就在《当代电视》杂志上著文,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提出中国影视美学的建设。那时,她认为,“电影电视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传媒中传播最广最快、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传播方式之一”①。中国已经是第一电视大国,但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应当重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影视工作者应当“构建和拓展蕴涵中
表现乡村生活,关注乡土社会,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传统之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淳朴、诗意的乡土想象,到左翼电影中凋敝、衰败的“废园”呈现,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激奋昂扬的乡土革命与乡村建设风貌,到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乡村镜像,中国乡土题材电影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表现内容和美学风格特色。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我国乡村发展日新月异,涌现出生机
时 间:2023年12月28日 地 点: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资料室 一、这个硕士学位是童老师劝我申请的 赵勇:首先感谢余华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在童庆炳老师去世五周年的时候,我记得跟您聊过几句童老师,今天我们就稍微正式地聊一聊。 20年前我读过您的《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那是一本散文随笔集,我记得您在苏州大学演讲时回答学生提问的说法特别有意思。当时有人问,您是不
一、为作家论辩护 李浴洋:许老师,我们关于您的学术生涯进行过一场对话(《为我的“问题”,找到合适的“方法”——许子东教授访谈录》,《传记文学》2024年第3期)。当时侧重您的学术历程。您妙语连珠,许多精彩答问都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因为那篇访谈主要按照时间线索展开,其中涉及的一些具体话题未及深入。所以这次我想聚焦一些专业议题,请您更进一步展开,核心是您的研究方法与文学史观。 首先还是从您的处女作,
杨义的文学研究,是思想研究和历史研究,在其学术生命的最后、最重要也最有力度的学术关键词,便是“还原”。如何理解这个“还原”,不仅事关对杨义学术建树的解读,不仅事关对杨义学术评价的准确性问题,而且也是事关当代人文学术的重要方法论的认知,以及对这种学术开拓的文化意义的评估。一般认为,杨义的“还原”之学就是还历史之本原。这样的还原是一种取法,更是一种学术格局。它包括还历史文本之原的野心,或者还历史人物之
当杨义先生刚刚以其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崭露头角,据讲,就有外国学者说,作者一人做了我们需要一个研究所做的工作。为参加中国社科院组织的这次杨义学术思想研讨会,我检点了杨义先生洋洋洒洒,等身的大部头、成规模的皇皇多系列著述后,也顿生望洋之叹!不能不感慨,杨义先生真是学界的超人!要研讨其一生的巨量成果,恐怕更需要几个研究所、几个专业的学者来做。我深知自己的才疏学浅,更何况杨义先生的成果早已超越中国现代
当代知名学者、文史专家杨义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一路走来,平生留下丰厚的学术成就。这些成就凝聚着那一代中国学人励精图治敢为先、改革创新有作为的博大精神和建构中国学术的宏伟志向。因此,我们需要将其置于此一时期的学术史乃至思想史之下,以探究他的学术奥妙和方法论意义。杨义治学广博而不求精深、善于创制新概念开拓新领域而不求体系之完备,从鲁迅文学到现代小说史再到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从中国叙事学、大文学观到重
关于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与地位,历来有很多研究,众说纷纭,估价不一。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历史记载和数据统计都表明,在史称“左翼十年”时期,左翼文化运动确实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和很大的成功,对右翼文化形成了碾压之势,甚至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却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以至于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与左翼文化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形成原
本文我要讨论的是中国的民间诗刊。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有“中国民间诗刊特别藏书”(collection of unofficial poetry journals from China),是纸质馆藏,除刊物以外,还包括个人诗集和多人诗选。从2019年开始,莱顿大学图书馆的纸质版特别藏书增加了电子部分,也就是数字化的特别藏书,已经扫描了大量资料,并发布在莱顿大学图书馆
21世纪以来,朱自清的旧体诗词创作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白话新诗的早期开拓者和现代白话散文“圣手”的身份之外,学界又发现了朱自清作为旧体诗词作手的另一面目。其实,五四新文学家创作旧体诗词的情形并不罕见,但在写作拟古诗词方面,朱自清可谓独树一帜,其数量之多与态度之严谨,使拟古足以成为朱氏诗词创作中的一种“现象”。所谓拟古诗词,就是将前代的某种诗词体式,或某位诗人词人、某一具体诗词作品作为范本,揣度其情志
引言 1922年2月10日,《新闻报·〈星期〉出版预告》中称:“天笑先生,两三年不做小说了,大家望眼欲穿了,此刻到上海,忽然又高兴做起小说来,现在我们出一种小说周刊,唤作《星期》,请他主任。”①然而包天笑不仅没有做小说,似乎连在编辑舞台都销声匿迹了。而此时第三波通俗文学期刊潮正如火如荼,“自由之鹃”(周瘦鹃)领衔大东书局以《半月》《紫罗兰》为代表的“紫色系”刊物、“快活之鹤”(严独鹤)则牵头世界
红色民族歌剧《拔哥》在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歌剧节上,作为入选的18部新创剧目之一,引起观众强烈反响,掌声雷动、好评如潮。作为唯一的一部由少数民族自治区选送,由艺术类院校自编自导自演的创作的剧目,获得了中国歌剧节的优秀剧目奖荣誉。同时,该剧还获广西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八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荣誉。可以说,歌剧《拔哥》主题鲜明、演员出彩、历史感强,是
在当今文化艺术繁荣多元的时代,民族歌剧作为一种融合音乐、戏剧、文学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形式,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广大观众的目光。其中,民族歌剧《柳柳州》作为一部深刻反映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承的力作,不仅生动再现了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字子厚,世称柳柳州)在柳州(古称龙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神,而且巧妙融合了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并将唐诗乐府与广西民族山歌交织碰撞,自创排以来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红旗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性文本,其经典性到今天仍在被不断讨论。有学者将它的经典性归结于它是一部泛政治化文本,认为它是“十七年”政治话语下的时代性产物①;有学者看见了《红旗谱》内含的民族形式建构,将它作为一种构成当代文学整体脉络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②;有学者认为《红旗谱》等红色经典的再流行与再生产是因为其影视改编内含着契合大众影视观众的审美趣味因素③;但与此同时又有学者重回“十七年”文学,挖
一、诗歌话语特征与语言的双轴运作 诗歌是具有文学性的一种话语。话语是语言的使用即陈述行为的结果,“陈述意味着从语言到话语的个体转化”①。诗歌话语以诗人对世界的体验为基础,是诗人对语言的个人运用。诗歌话语的个人运用不同于日常交流的个人表达,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文学性或“诗性”。“只有当语言作品具备诗性(poeticity),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诗性功能(poetic function)时,我们才
刘慈欣坚持用科学的眼光看世界,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当下文学中不多见的一种“总体性”——传统的人文知识在不断地分化、细化、专业化,逐渐失去了全局性的眼光,似乎只有科学,还拥有宏大叙事的可能。兼具良好的科学素养与人文关怀的刘慈欣,在这个科学与人文日益割裂的时代,力图用他的科幻作品重新沟通科学和人文,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难得地做到了“从科学的角度审视人文,用人文的形式诠释科学”①。宋明炜用“弹星者”和“面壁
一首“诗”的发生往往需要作者极高的情感与智识,“诗”即意味着诗人某一时段内个人生命的凝结。因此对于一位诗人来说,一部“四十年诗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初》是继何向阳《青衿》《锦瑟》与《刹那》之后的第四部诗集,也是一部能够较为完整地体现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40余年间诗歌创作历程与精神图景的作品。从诗集的第一页一直翻阅到最后一页,诗人作为独立个体在强烈变革时代中所写下的一字一句,均体现着某种隐微
印象派是19世纪后半期诞生于法国的一场革命性艺术运动,在观念和技法上改变了传统形态。这一时期,印象派艺术家以其独特的艺术革新闻名,他们不是将笔触简单停留在画面上,而是有意通过间断的笔法去描绘事物,在后印象派画家塞尚那里,这种间断的画法成为直接用色彩勾勒对象的某些特质,以至于画面上出现了很多空白。然而,“笔触”并非仅仅是一种艺术家创作时得以发挥主动性的技术手段。借助19世纪现代科技的发展,印象派画家
一 从古而今,我国素有“诗乐”一体的传统,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犹如孪生,无论是《诗经》《吕氏春秋》还是《尚书》中,都存在诗乐舞一体化的特征。在文学脱离了传说时期后,“诗歌和音乐、舞蹈互相结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以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①。这说明,在上古时代乃至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诗歌和音乐是一体两面,形成复杂而又紧密的关系。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运动使得汉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艺术设计领域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当代艺术设计迈向国际化的步伐越来越大,并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从东方到西方,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成为当代艺术创作中独特的素材与表现对象,以多样的形式展现于舞台、画布、银幕等艺术媒介之上,引发人们对民俗文化与当代艺术关系的深入思考。在当下,我们应该积极思考,如何有效地将本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与艺术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