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任务。该研究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工业化实践,提炼和刻画新型工业化数智化、融合化和绿色化的三大特征,并结合实践和理论深入探讨其在新时期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机理,利用2011—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宏观经济数据对三大特征在能源消费总量、效率和结构3个方面的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新型工业化的数智化与能源消费显著正相关,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技术应用是增加能源消费的主力;数智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现复杂性,对能源结构的影响则表现为促进了电气化。②融合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效应未呈现显著一致的规律,总体上表现出增加能源消费的特征,结构层面表现出增加电力消费的特征;进一步分析表明,融合化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端化,降低了制造业单位产出劳动投入需求,增加了制造业单位产出资本投入需求。③绿色化显著降低能源消费,从效率和结构两个层面上提升能源效率,对电力消费的影响未呈现显著一致的规律;稳健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进一步佐证上述结论。这表明,未来随着新型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为确保绿色与发展目标的协同实现,建议:高度重视数智化引发的能耗问题,进一步提高融合化的深度和质量,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绿色制造业的赋能作用;加大新型工业化与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协同推进力度,确保新型工业化新增能耗需求全部由可再生能源电力提供。
摘要 全球盘点是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巴黎协定》下的第一次全球盘点,明晰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进展并指出弥合差距的路径,但各相关方对其的认识还不够系统全面。鉴于此,该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历史回顾法、时间轴法和博弈论方法,对首次全球盘点的进程和成果进行深入解析。研究发现:①首次全球盘点历经科学强化、技术对话和政治共识3个阶段,历时5年多,其中科学强化阶段所锚定的1. 5 ℃温控目标为此次盘点奠定了总基调。②首次全球盘点将重点聚焦在减缓、适应、执行及支持手段这3个具体领域,充分释放信号作用。③盘点最突出的成果是达成“能源系统转轨别离化石燃料”新共识,为各国2025年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国际社会2028年开展第二次全球盘点指明方向。④在围绕全球盘点的博弈中,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油气输出性经济体和气候脆弱国家这4类典型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秉持各异的核心立场,相互掣肘但整体推进盘点进程。⑤盘点成果全面系统,共识多达196条,但针对三大焦点领域的细化目标,并不清晰且不具刚性,需在第二次全球盘点深入强化。首次全球盘点表明全球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进程不可逆转。建议:一方面,中国需结合第一次全球盘点成果强化政策研究,为2025年提交与1. 5 ℃温控目标相一致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中国应持续推进以零碳产业优势引领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的战略方针,不断拓展国家发展权和国际话语权。
摘要 区域贸易协定(RTA)所涵盖的环境条款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该研究基于2005—2018年世界贸易组织RTA数据库与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匹配数据,考察了RTA环境条款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RTA环境条款的签署能够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上述影响在污染较重行业及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中更为突出。与环境条款内容丰富性相比,强制性环境条款对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只有强制性环境条款才有可能通过绿色创新抑制出口隐含碳排放,其他情形下的绿色创新与环境条款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RTA环境条款并不能通过绿色补贴抑制出口隐含碳排放;只有强制性环境条款才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出口隐含碳减排;出口国环境规制与RTA环境条款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存在相互“替代”关系。该研究为优化中国RTA环境条款设计和出口隐含碳排放治理提供了经验启示:①未来签署RTA环境条款时,应优先考虑签署强制性环境条款,统筹发挥RTA环境条款和国内环境规制在出口隐含碳排放中的调控作用。②积极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审慎实施绿色补贴政策。③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构建相衔接的国内经贸与环境治理制度体系。
摘要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探讨人工智能嵌入产业链的数智化转型能否有效推动贸易隐含碳减排,已成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该研究基于2008—2023年中国沪深A股高碳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包含行业、企业和时间维度的分析框架,并综合运用工具变量法和门槛效应模型等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人工智能嵌入对贸易隐含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人工智能嵌入显著促进了贸易隐含碳减排,且两者之间呈现非线性U形关系。在技术导入初期,因高研发门槛与技术扩散滞后,减排成效有限;而当嵌入程度超过阈值后,数智化赋能效应显现,显著推动碳减排。②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嵌入通过促进产业链数字技术创新、智能制造融合与能源结构转型3个路径实现碳减排目标。其中,数字化创新通过优化数据要素配置,提升生产效率并减少能源消耗;智能制造融合协同加速了全产业链绿色化和高效化改造;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则通过优化能源利用结构,推动清洁能源在产业链中的深度应用,实现碳减排。③异质性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嵌入对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及高技术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尤为显著,且在产业带动和创新驱动阶段效果更为突出,而在科技引导期则可能抑制减排目标的实现。研究通过引入产业链数智化这一中介变量,揭示人工智能嵌入与贸易隐含碳减排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从区域、所有制、企业规模及技术水平等多维视角系统分析了其差异化影响。结论表明,人工智能嵌入是实现贸易“双碳”目标的重要驱动力,其通过数智化路径优化产业链生产方式、提升能源效率和引领绿色转型,为高碳行业的低碳发展提供实践依据和政策参考。
摘要 构建科学合理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是中国碳市场平稳健康有序运行的有力保障。基于中国2030年碳强度目标与碳达峰“双控”目标,该研究构建包含人力、自然、物质、经济、社会5个维度的可持续框架下碳排放权省域分配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2022—2035年的碳排放配额进行有效分配,以推动中国2030年碳减排双控目标顺利实现。研究结果表明:①“中速增长,高速减排”情景下测算出的各年全国碳排放权分配总量是满足碳减排双控目标的最优选择。该情景测算的分配总量不仅满足碳减排双控目标,同时其经济发展稳中求进、减排力度显著改善的模式最符合中国当下背景。②中国30个省份碳排放权分配数额差异显著。截至2030年,全国占比前5位的省份配额总量均超过了56. 00亿t,而后5位省份的配额总量均未达到19. 00亿t。③全国碳排放权分配呈现“ 西低东高”,由西北内陆向东部沿海递增的“阶梯型”空间分布格局。配额核心组多分布于东部与东南沿海地区,重点组多分布于东部及南部地区,适中组主要分布于中东、西南及东南地区,观察组大都位于东北及中部地区,促进组主要位于北部及西北地区。④各省份配额均在2030年达到峰值之后回落,且2030—2035期间年均变化量小于2025—2030年均变化量。据此,提出了建立省域差异化分配方案以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实行配额年度管理以促进配额量达到预期目标、构建省域分配机制以推动地区协调发展等政策建议。
摘要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有现货交易和履约驱动交易的典型特征,现货碳配额交易价格波动起着价格发现和风险释放双重功能,价格信号会增加控排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绿色创新,风险信号则会增加绿色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不利于绿色创新。在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下,碳价波动究竟对控排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促进还是抑制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该研究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控排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碳价波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微观机制。研究发现:①试点地区碳价波动对控排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碳价波动的门槛值为1. 49。②碳价波动低于门槛值时,对企业绿色创新起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碳价波动水平超过门槛值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但对控排企业绿色创新是否产生抑制作用仍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③机制分析发现,在低于门槛值时,碳价波动以价格发现功能为主,通过形成碳配额市场价格信号,丰富融资渠道,促进控排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④碳价波动的绿色创新效应因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核心机制设计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在以工业企业为主导的试点地区,对控排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加快推进碳期货市场建设,完善碳市场稳定机制。②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丰富企业绿色创新融资渠道。③完善碳配额分配制度,加快建设碳市场价格直接形成机制。
摘要 协同推动区域旅游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是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该研究基于旅游业碳排放和碳吸收双重视角,构建旅游业碳补偿率评价指标体系,核算2005—2020年中国旅游生态系统碳吸收对旅游业碳排放的补偿能力,并借助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旅游业碳补偿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省际旅游业碳补偿率呈先降后升的波动变化态势,整体处于由“碳源”向“碳汇”的缓慢过渡阶段。地区分异特征明显,呈现“南北高、中间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各省份间的相对差异逐步扩大,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效应。②旅游业碳补偿率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复杂化和多线程态势,省际间碳补偿率关联强度不断增大,整体网络结构稳定性提升显著。浙江、江苏和福建等省份在网络结构中扮演核心主导者角色,而新疆、海南和四川等省份地处相对边缘位置。③各板块内部空间关联较为稀疏,板块间关联较为紧密。东部地区主要为“双向溢出”板块,中部地区承担“经纪人”角色,西部地区为“净溢出”板块,“净受益”板块内部的省份分布较为松散,整体关联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俱乐部特征。④经济发展水平、绿色科技创新水平和旅游业交通碳排放结构差异对旅游业碳补偿率空间关联网络的演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差异则显著抑制网络形成,城镇化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作用方向呈阶段性变化特征。该研究可为促进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加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实践参考。
摘要 工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对于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高效增长至关重要。绿色金融政策旨在发展低碳经济和实现绿色转型,其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该研究构建了关于绿色金融发展化解工业产能过剩的理论分析框架,以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各省份工业产能利用率,基于熵值法构建省级绿色金融评价指标,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绿色金融发展有助于显著提升区域工业产能利用率,对邻近地区的产能调节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随时间推移这种产能提升效应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②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支持“波特假说”。③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更高的省份的产能提升效应更强。随着地理空间延伸,绿色金融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仅存在于半径约2 000 km的地区,并在500~900 km左右达到峰值,空间溢出具有边界效应和地理衰减特征。因此,应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推动区域间绿色技术创新合作,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链协同及技术外溢,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化政策,强化跨区域协同,打破地区壁垒,促进要素流动,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工业高效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推动工业长期绿色转型。
摘要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金融突破制度和效率窘境以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协同发展。该研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政策冲击,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在政策传递视域下系统剖析了绿色金融政策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减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绿色金融政策显著降低了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②该政策的减排作用主要凸显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且对高环境规制强度组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减排效果优于低环境规制强度组企业、国有企业。③从机理来看,政策制定主体的财政激励增强了绿色金融政策对制造业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政策传导主体的资源配置减弱了绿色金融政策对制造业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存在约束作用高于激励作用的现象;政策反馈主体的策略性创新套利行为是企业减排的关键动因。④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政策产生了积极的环境改善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但社会福利效应并未完全显现。鉴于此,政策制定主体应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推广试验区成功经验,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政策传导主体应深化信贷机制改革,实行有差异的动态授信策略,创造优良的投融资市场环境;政策反馈主体应加快实质性创新技术攻关,择优选取最佳绿色转型模式,充分释放绿色金融政策红利。该研究在理论上完善了绿色金融政策现有分析框架,在实践上为制造业绿色高效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和政策启示。
摘要 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假设企业决策不受同地区或同行业其他企业行为的影响,忽略了同群效应在企业绿色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该研究利用2011—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企业绿色转型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模仿规律和经济效果。研究结果显示:①相同地区或行业内的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具有同群效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企业绿色转型的同群效应既来自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机制,也来自追随企业向领导企业的学习机制。③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遵循“逻辑模仿律”和“先内后外律”,更容易模仿绿色转型水平高、产权性质相同的同群企业。④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弱,拥有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受到的环境规制力度越大,企业绿色转型的同群效应越强;相对于重污染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同群效应更明显。⑤拓展性分析表明,同群效应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进而提高企业、行业和地区的经济绩效,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目标的共赢。建议企业应该遵循同群效应的模仿定律,根据本地区和同行业的绿色转型水平,适时调整绿色转型战略和模仿对象,降低转型成本和风险,保持竞争优势。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绿色转型环境,在绿色转型的不同阶段,实施差异化的激励政策,引导企业形成良性竞争。政府还可以通过实施精准的财税政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高环境规制力度,进一步增强企业绿色转型的同群效应。
摘要 环境委托代理问题在政府、公众和企业层面广泛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绿色化转型。该研究基于企业环保新闻文本情绪这一独特数据,将政府、公众以及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代理问题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上述问题。结果表明:①大数据环境治理试点显著改善了试点地区企业的环保新闻文本情绪。上述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熵平衡法检验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较高的稳健性。②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环境治理试点可促进企业采取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的积极环境策略以改善其环境绩效,同时排除了企业采取生产调整以及金融化等影响企业主业发展的消极式环境治理行为。③异质性分析则表明,当政府环保关注度、公众环保关注度以及企业环保关注度更高时,大数据环境治理试点的治理效应更加明显,此时大数据环境治理体系建设能够更好地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改善企业环境绩效。④经济效应检验发现,在生态大数据治理体系的作用下,企业绿色转型不仅有利于其生产率的提升,更能降低企业风险,这意味着大数据治理下的企业绿色转型可以更好地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以上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环境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更彰显了大数据环境治理体系在提高环境绩效中的重要作用,也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环境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
摘要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但动力电池回收的关键技术瓶颈尚未得到有效突破。在此背景下,2018年工信部等7部门出台《关于做好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旨在推动动力电池回收产业体系规范、高效运转。然而,尚未有文献科学评估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鉴于此,该研究基于2013—2022年中国22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政策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试点政策对动力电池回收技术创新的影响,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异质性分析,并进一步检验了政策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动力电池回收技术创新,且安慰剂检验和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支持了此结论。相对于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专利申请量提升了约40. 3%。②试点政策的效果存在专利、城市区位和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政策对发明型专利的促进效应强于实用新型专利、对东部地区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回收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③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运用结构强制型政策工具发挥技术创新效应。因此,该研究从试点范围、区域差异、政策工具3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动力电池回收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一是总结可推广的试点经验,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试点范围;二是因地制宜,针对东中西部地区设计和实施差异化的工作方案;三是需要注重政策工具的多元组合运用,进一步强化契约诱导型和交互影响型政策工具的综合协同应用。
摘要 创新驱动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提升可再生能源企业韧性是推进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战略重点,创新驱动政策是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通过“创新试验田”效能等实现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机会探索”与“韧性提升”有机统一的重要实践探索。该研究基于2000—2022年108家A股上市的可再生能源企业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可再生能源企业韧性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可再生能源企业韧性,该结论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及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②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人才集聚效应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能提升可再生能源企业韧性。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平抑高能源消耗规模、强环境规制力度城市中可再生能源企业波动性,提升低能源消耗规模、弱环境规制力度城市中可再生能源企业增长性;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可再生能源企业波动性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可再生能源企业增长性产生显著促进作用。④引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变量后,结果发现“双试点”创新驱动政策对可再生能源企业韧性的提升存在协同效应,且“双试点”政策实施先后顺序对可再生能源企业韧性的提升绩效也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为推动可再生能源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也为进一步从协同视角完善创新驱动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摘要 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给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带来严峻考验。在逆境冲击扰动和波动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进路是当前中国经济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该研究以AEO影响为研究视角,从理论上阐明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形成进路,实证分析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效率的本地市场效应存在性,同时还进一步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从空间维度来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本地市场效应表现出异质性。OECD国家实施AEO认证显著降低了跨境进口贸易时间和贸易成本,带来的竞争优势和专业化分工效应优势明显,形成的本地市场效应较强。扩大AEO加深与中等收入国家贸易更有利于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③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与AEO认证相比,AEO互认降低了跨境贸易时间,对跨境贸易成本影响不明显,且控制变量的系数数值和显著性增加;中小企业AEO认证却增加了跨境出口贸易时间与成本。④机制检验发现,扩大AEO能够通过内生性增长效应和扩散性攀升效应两条路径来促进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据此,该研究认为,中国应充分发挥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挖掘AEO影响潜力;结合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中的本地市场效应异质性,采取有针对性的优势培育政策;充分发挥扩大AEO产生的扩散性攀升效应促进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摘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现有研究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缺乏整体性的分析框架。该研究从理论上构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分析框架,采用案例对比分析的方法,对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生态产业化模式和生态补偿模式等4种基本模式进行诊断与比较。结果表明: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本质都是将良好的生态资源变为生态商品,最后通过交易形成生态财富。不同模式的适用性和难易度存在差异性,但都有生态产业化过程。此外,不同实现模式都面临诸多困境。② 4种模式在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和行动者中的一些关键变量相同且发展趋势一致,治理系统和行动者内的变量更为重要。③ 4种模式的关键行动情景具有明显差异性,对实现模式的成功与差异性有着重要的影响。④ 4种模式之间无明确的界限,成功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往往是多种价值实现模式交叉融合、取长补短。为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优化关键变量的供给,突破关键行动情景的难点,解决各种模式存在的困境,交叉融合不同模式的长处。同时该研究还丰富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模式的分析方法,为推动乡村振兴和生态富民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摘要 农地流转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究竟为农业生态效率带来了“生态福利”,还是造成了“生态负担”,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实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该研究依据要素资源错配理论框架,构建了农地流转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技术-资本-劳动”理论模型;其次,基于碳源和碳汇双重角度,使用2005—2022年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引入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省域农业生态效率;最后,采用非线性调节效应模型、多维固定空间杜宾模型等多种方法,探究农地流转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具体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忽视农业碳汇效应是中国农业生态效率被低估的重要因素。虽然含碳汇效应和无碳汇效应的农业生态效率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前者整体高于后者,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均值被低估约0. 202。②农地流转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这意味着农地流转前期表现为“生态福利”效应,后期表现为“生态负担”效应,验证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正确性,该研究结论在考虑潜在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农地流转通过改变技术、资本和劳动的资源错配程度,进而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影响。④农地流转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会随着农业生产优势、金融排斥水平以及政府支持力度的不同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因此,应采取加快推动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工作、因地制宜引导农地流转生态化发展等方式,推动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摘要 国家公园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发展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评估国家公园建设对地方社区发展的影响,对于实现国家公园建设与地方社区发展的同频共振有重要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设立前后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分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设立对农户收入与结构变化的影响,并讨论不同生计资本水平农户的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设立对农户的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提升作用,分别为142%和127%。②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设立通过影响农户林地经营权退出进而促使农户劳动力由农林业经营向非农经营转移,提高农户的经营性收入。③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设立对不同生计资本水平农户影响不同。对高人力资本、高金融资本和低自然资本的农户的财产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较低生计资本水平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具有负向影响,尤其是对低自然资本、低物质资本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户。基于此,为更好地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改善钱江源国家公园及周边社区农户生计发展,该研究提出建议:充分依托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拉动农户经营性收入;整合拓展生态补偿资金来源,保障农户转移性收入;提供国家公园就业岗位,拓展农户工资性收入;创新绿色金融政策,提升农户财产性收入。
摘要 提升农业韧性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应对气候变化,从而推动实现农业强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该研究通过构建非线性分析模型,运用2013—202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韧性的非线性效应、中介机制、调节机制以及农业生产风险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韧性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能够在特定区间内提高农业韧性。②合村并居政策作为调节变量,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韧性的影响。同时,农户风险承担呈现非线性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业保险使用深度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影响农业韧性,但固定资产投资对提升农业韧性的贡献较弱。在合村并居政策实施较为充分的地区,农业生产规模扩大与机械设备的集约利用,有助于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的中介作用。③农村产业融合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韧性的影响中发挥积极的中介效应,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农村产业融合提升农业韧性。④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韧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将随着农业韧性水平的高低而发生变化。⑤基于粮食单产变异系数与效率指数的分析表明,农业生产风险程度影响了数字普惠金融发挥正效应的临界点,进而在风险管控中起到关键作用。据此,该研究指出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金融强国背景下,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有赖于农村社会结构的有序转型与农户风险承担能力的提升,并建议从数字普惠金融布局与服务、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农户风险承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生产风险门槛效应管理5个方面,系统提升农业及农村地区的综合韧性,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