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创新步伐不断加快,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中的参与程度逐步加深,国家比较优势逐渐和美国“趋同”,这被美国视为对其战略利益的重大威胁。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通过设置关税壁垒、实施科技封锁等手段,对我国经济结构和供应链产生了较大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比较优势升级的进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产业升级转型与要素禀赋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我国构建新比较优势。一方面,从
摘 要 特朗普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通过竞选辩论逼退拜登,最终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大胜临危受命的哈里斯。他的成功和回归是其对共和党平台极致利用的结果。而美国总统推选制度的去精英化,尤其是初选的去精英化,是特朗普对政党平台进行极致利用的前提。因为去精英化,政党精英们失去对总统推选进程的主导,两党组织功能减退殆尽,沦为由可选性所主导的平台。特朗普将对政党平台的利用推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可能会
摘 要 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大学校园作为美国社会“政治正确”之争的发源地与前沿阵地,呈现出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基于族裔、性别、性取向等系列问题的价值观分野与博弈。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正确”的早期发展对促进美国少数族群平权与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黑命亦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左翼身份政治开始与“觉醒主义”“取消文化”合流,推动“政治正确”的激进化,进而激发了右翼的“反
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呈现政治化与安全化趋势,欧盟对自身数字空间中安全威胁的认知发生转变,数字安全治理的重心也逐渐从数据保护转向数字主权构建。演进阶段方面,欧盟数字安全治理分为以数据安全保护为主的初步探索期、以网络空间治理为主的快速增长期和以数字主权构建为核心特征的稳步成熟期三个阶段。演进动力方面,数字竞争提升了欧盟数字安全治理的理念,安全危机推动欧盟制定数字安全治理政策,共同规范塑造了欧盟的
摘 要 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当下,深入研究智能制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对于保障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智能制造对企业OFDI行为的具体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是促进企业OFDI行为的有效途径,这不仅体现在OFDI的决策选择方面,也反映在
摘 要 数字贸易正在加速重构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化的新引擎和加速器,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注入新动能。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发展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发展显著且稳健地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并扩大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机制检验发现,在数字贸易发展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中,成本削减效应和绿色投资发挥着
摘 要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升级,亚太区域“中等强国”的战略选择备受关注。本文从体系压力和利基平台出发,提出了“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解释框架。在宽松的体系环境中,所有“中等强国”都偏好康德式战略,追求战略自主和多边外交,进而提升国际影响,护持“中等强国”的身份。随着体系压力增大,利基平台开始发挥作用。存在稳固利基平台的“中等强国”能够继续维持康德式战略,而缺乏稳固利基平台的国家被迫要回归洛克式
摘 要 基于零和博弈的底层逻辑,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基本叙事看待中美权力关系的变化,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东北亚权力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美日韩的认知反应,形成了以正反馈为主的前景损失预期,美日韩之间被抛弃的困境得到强化,被牵连的困境得到缓解,导致其对外政策出现转向,呈现意识形态化、多边化和复合化特征。俄乌冲突形成破窗效应,加速了上述特征的进展。美日韩政策转向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产生了多维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