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近年来,随着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顶层设计不断加强,我国市场一体化水平持续提升,区域发展差距和物流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仍以隐性方式存在,成为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现实约束。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承担较高比例的公共支出责任而稳定财源相对不足,叠加现行政绩考核和地方竞争机制影响,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约束下容易形成保护本地市场、限制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内生性激励,并通过资本配置地方化、劳动力流动约束、数据要素封闭以及市场准入和监管壁垒等多重机制,加剧要素错配和市场分割。应通过增强中央财政保障能力、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强化统一规则和统一监管、降低要素跨区域流动成本,引导地方竞争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制度层面缓解地方保护主义、夯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可持续基础。
摘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和必然要求,其关键抓手在于实现供需适配,推动供给和需求双向协同、良性互促。“十五五”时期持续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需以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为本质遵循,以新需求体系为重要牵引,以新的供需适配良性关系为核心支撑。着眼于“十五五”时期总供求关系的动态演化特征,各级政府应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产业演进规律、要素配置规律,以扩大有效内需为战略目标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提高供给质量体系,进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需求与新供给的动态匹配、良性循环,为持续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筑牢坚实根基。
摘要: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中国在全球体系中位势变化、维持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开放促改革等要求中国着力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十五五”时期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要强化共识凝聚、增进系统协同、提升开放显示度、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同时要确保经济安全。要把进一步削减“边境后”限制措施、推进规则相通相容、助力企业出海、打破关键要素流动障碍、服务好全球发展事业等作为主攻方向,在持续开放中不断取得新成效。
摘要:“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衡供给格局的关键时期“十四五”以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基础设施现代化、资源配置科学化、城乡政策一体化和供给内容精准化方面显著改善,但“十五五"时期依然面临着户籍制度制约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空心化共同演进、尚未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优质资源下沉的长效机制等多重挑战。“十五五”时期,应以优质均衡、普惠可及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升的总目标:按照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分层”调整公共服务发展方向;按照人口结构变化“分类”做好公共服务重点提升工作;兜牢低收入群体和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底线,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有力”;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多层面确保公共服务供给“有序”。在具体工作中,要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从医疗、教育、养老三大基本公共服务入手,实现由“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到“病有良医、学有优教、老有颐养”的历史性跨越。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但现实的经济增速长期低于潜在增速,经济运行存在堵点卡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核心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推动发展型政府的“范式重构”,由“抓生产、抓投资”的旧范式,转向“促消费、惠民生”的新范式。建议从人力资源、房地产、人工智能和国际贸易四个角度入手,分别成立人力资源发展、房地产市场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贸易平衡发展四个委员会,设计合理的政府激励机制,推动“投资于人”房地产市场稳定、人工智能社会治理、新型全球化。建议实施阶段性房贷贴息政策以稳定房地产市场,带动全社会预期回暖。上述措施将有效提振2026年中国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内生动力。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银发经济逐渐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从全球视角梳理了银发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即萌芽探索阶段、快速发展阶段、高质量融合阶段;科学界定了银发经济的概念,系统解析了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即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与需求的多元化,产业形态的跨界融合与场景化延伸,市场、技术和政策“三重驱动”与发展动力;设计了由产业发展与竞争力、服务供给与质量、科技创新与数字应用、消费能力与需求、政策与制度保障、社会价值与可持续发展等6个维度16个具体指标构成的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方略,即引领需求升级,扩大发展型养老;激励供给创新,构建全产业链生态融合体系;驱动技术跃升,提升服务银龄群体的水平和能力;深化要素协同,促进跨领域融合与嵌入;推动治理优化,强化系统治理统筹协调。
摘要:近年来,中国产业创新呈现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态势,许多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前列。针对中国在高技术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实现群体式跨越发展的现象,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特定产业情境或微观主体,缺乏从国家层面对产业创新整体性爆发的系统性理论解释。在分析产业创新爆发现象的基础上,引入产业创新生态理论,系统阐释产业创新生态对中国产业创新爆发的促进机制,包括创新主体层面上的颠覆性创新主体引领范式重构、企业主体强化驱动创新内源式增长、用户与市场反馈支撑技术迭代、政府战略引导推动生态架构优化,创新环境层面上的基础设施升级夯实生态运行底座、产业配套完善促进科技和产业融合、开放合作提升产业比较优势能级、高等教育发展筑牢创新人才基础,以及互动关联层面上的主体与环境要素协同共生、创新资源动态优化配置、跨产业生态溢出融合。中国产业创新仍存在原始创新能力偏弱、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短板与卡点、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深度不足、政策体系适应性偏低等问题。为此,要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与原始创新策源能力,集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短板与卡点,深化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协同机制,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政策体系,以此促进支撑产业持续创新的生态体系完善。
摘要:推动工业机器人应用是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0—2023年3315家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评估风险投资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够显著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治理监督和创新驱动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异质性检验表明,风险投资对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国有风险投资和联合风险投资更能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政府应完善多层次风险投资市场、增加耐心资本供给,积极推进风险投资机构参与公司治理,并针对不同产权性质、行业类型的企业实施差异化政策,以充分释放风险投资对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驱动潜能。
摘要: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主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是培育中国外贸新动能、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核心驱动力。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外贸结构优化、业态创新驱动外贸产业转型升级、贸易网络重构优化出口市场结构、制度创新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赋能外贸新动能,有效促进外贸发展。然而,新质生产力赋能外贸新动能仍面临核心技术突破难风险高、产业深度数智化绿色化升级受阻、金融支持力度不够且金融产品单一、政策体系不完善和制度保障不足等困境。为此,中国应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应用,推进外贸产业深度数智化绿色化升级,健全多元化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完善外贸扶持政策协同支持体系。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引领着新一轮技术变革,推动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区别于以往单纯的技术分析,本研究依托“信息一决策一执行”的政府治理能力分析框架,全方位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政府治理能力的划时代革新作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有效赋能政府信息认知,凭借强大的实时监测、数据处理和内容生成能力,打破信息孤岛,规范信息整合;能够有效赋能政府决策优化,凭借有效的资源优化配置、趋势精准预测和科学方案优选能力,革新决策制定,优化智慧决策体系;能够有效赋能政府任务辅助,凭借科学的服务提升、动态调整和流程再造能力,突破执行梗阻,推进智能辅助执行。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还应优化信息汲取和处理方式以破除信息认知中的信息茧房,强化技术改进和决策审查以纠正决策优化中的算法偏差,重塑认知体系和规范制度以摆脱任务辅助中的技术依赖。
摘要:作为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农业保险理应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中发挥更大作用。基于农业保险功能和农业强国建设的内涵,探讨农业保险助推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机制,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目标收入保险、黄牛“保险 + 信贷”模式、生猪“保险 + 期货+订单收购"模式、小籽花生完全成本保险四个相关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从实践中梳理农业保险助推农业强国建设的经验。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蕴含在黄牛“保险 + 信贷"模式中的“四维协同”体系,并对破解地方优势特色产业融资难问题和形成产业持续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良好局面的策略进行阐释。政府治理的关键在于“引导”而非“包办”,核心是构建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科技赋能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设施”,必须前瞻布局和深度融合;金融协作的本质是“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需根据农业产业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产业响应是最终目标,应着力提升全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发挥农业保险助推农业强国建设的作用,应精准把握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需求,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科技赋能、主体参与的多元协同生态体系;推动农业保险从风险保障向产业赋能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