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政社关系视角,中国电商的蓬勃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形成了“平台-国家”的新型政商关系结构,对国家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在互联网发展红利、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背景下,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线上社交众筹平台。本文通过对水滴筹典型案例的调查和分析表明,由于其公益性的使命以及非营利性运行方式,不同于电商的社会价值共创,在经历了早期“建制外包”之后,开始走向“自主嵌套”新型政社模式,其富有活力的社交众筹平台成为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破解了长期以来社会领域“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治理怪圈,构建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公益新领域。
[摘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根本评价标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作为人民群众评价政府治理效能重要的主观指标,公众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状况对其获得感的产生及体验具有显著影响,但既有研究对二者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的关注相对缺乏。从公众感知维度切入,将期望与需求维度纳入其中,以考察政府治理满意度通过政府信任对公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以及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的调节作用。通过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320份成年公民的有效数据分析,结果发现:政府信任在政府治理满意度对公众获得感产生正向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反向调节政府治理满意度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并且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具有反向调节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政府治理满意度对公众获得感的影响机理,为理解公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提供了新视角,对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增强公众获得感体验具有重要的实证启示与意义。
[摘要]作为一位有着深厚经学根底的史家,蒙文通向来认为研究历史应具有宏观视野,要能从纷繁复杂的史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摆脱短钉之学的束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蒙文通在掌握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史学研究。在讨论中国古代史的论著里,他将中国数千年历史大势条分缕析,从繁复零碎的史事中抓住影响历史变迁的核心问题,揭示古代政治经济的主要矛盾,使人们能对中国古代的治乱兴衰有更为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之于他,既非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亦非教条化的历史公式,而是借以剖析历史、总结规律的利器。
[摘要]基于生物医学与医学化范式的实验主义循证方法,在(健康)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缺陷(干预低标准化、评级标准不兼容、方法单一)。因此,循证方法需要进行“社会工作化”,才能适应干预的复杂性、个性化、主观性和动态性等实然性结构特征。本文通过构建整体性证据、核心策略-有机成分分析、最佳证据标准、多元方法体系来回应这四个特征。此框架在多元维度上实现融合并标志循证的“干预设计”转向,且强调情境化裁剪与迭代评估,其核心贡献在于推动循证在地化再生产,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方法基座。
[摘要]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欧洲最早,日本紧随其后,中国本土起步最晚,要到20世纪初才初见眉目。其面貌的形成,与当时的国家需求、国际关系等密切关联。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一个重要目的是提供认识中国的渠道,以将“远东”中国以及亚洲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其中尽管不乏对中国文学的赞赏,但这种赞赏常常是居高临下的,建立在西方的评价体系之上;或者所说的优点只属于古代中国,而与近代中国无缘,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日本学者反复提及“中国之于东洋,正如希腊罗马之于欧洲”,除了强调东方文化足以与西方文化相匹敌、相媲美外,更是要表明,希腊罗马是西方的过去,一如中国代表的是东方的过去,而吸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西方列强代表的是西方的现在,吸取了中国文化的日本则将作为现在东方的代表,与西方列强并峙。中国学者的立场又有所不同:在对西方文化另眼相看的同时,借由文学史书写以“保国存种”,进而激发新国民思想的创生,是本土文学史家努力承担的历史使命。早期中国文学史是由不同立场、不同视野的学者撰写出来的,探究这些著作呈现的“中国”与“世界”,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和世界的认知,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文学史著作的认知。
[摘要]作为一门专业与学科的社会工作自进入中国,便开始走向本土化。华西协合大学对社会工作学本土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实现了社会工作学在城市、乡村、边疆等三种场域的协同发展,体现了华西坝学人对中国社会工作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早期探索。全面抗战时期,成都华西坝边疆社会工作独树一帜,在理论学科化与实务规模化两个层面协同推进。李安宅所作《边疆社会工作》一书,标志着民国时期边疆社会工作学在理论层面趋于成熟。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则是民国时期边疆社会工作学在实务层面的重要实践。
[摘要]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旧分工的消除,是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分工发展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化和精神财富供给增加,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奠定基础,但强制且固定的旧分工却严重阻碍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全面替代非精神性的重复性劳动,自动化生产将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方式。这意味着社会建立起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中心的物质财富生产的分工协作体系,社会化大生产对于生产和操作的严格纪律性要求就交给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系统。这样,强制且固定的旧分工就基本被消除,每个人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人们的学习尤其是“干中学”体系得到改善;生产自动化也使得每个人的闲暇时间大幅增加。在此基础上,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得以实现。
[摘要]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也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鲜明标识。在数字化革命浪潮中,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正面临着技术赋能与价值异化的时代性拷问。作为智能分发技术的核心载体,算法推荐依托高精度数据解析突破认知边界,在微观层面实现精神需求的“基因测序”,在中观维度构建精神文化生产的“智能工厂”,在宏观尺度重塑精神交往的“数字广场”,为构筑全民共享的精神生活家园提供技术脚手架。然而,算法推荐的技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正催生出多重危机,其中资本驱动的“流量崇拜”与“娱乐至上”消解精神生活理性,技术构建的“精准投喂”与“算法沉迷”导致精神需求降维,信息生态的“过滤气泡”与“信息茧房”撕裂精神生活共识,数据操控的“算法歧视”与“算法黑箱”拉大精神生活差距。面对这些时代性难题,破解之道在于构建“价值校准-制度规训-技术迭代-主体赋能”四维治理框架,做到以主流价值锚定算法航向,以制度框架筑牢算法边界,以技术迭代推动算法生态优化,以数字素养培育提升主体算法驾驭能力,让算法推荐成为托举全民精神生活共富的时代翅膀,最终实现从“技术狂欢”到“精神共富”的文明跃升。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经济空间是经济活动的地理边界与空间化生产方式的辩证统一体。伴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经济空间必然不断扩展。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空间呈现陆域空间、海域空间、空域空间及虚拟空间多维突破、协同扩展的特征,其本质是资本积累在技术革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推动下,突破地理界限、重构生产方式的进程。不过,当前中国经济空间扩展的传统路径依赖与新兴动能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仍较为突出。基于中国经济空间的扩展体系,优化拓展经济空间以推动经济增长极具必要性。乡村振兴、低空经济、投资于人可以成为当前经济的新增长点,它们既有利于促进四级经济空间的协同扩展,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空间的开拓和升级,也能够带动三级资本循环,推动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与重构。为了进一步实现扩展经济空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需要统筹好经济空间扩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好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利用,处理好传统经济空间和新兴经济空间的关系。
[摘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遵循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规定性,也要把握其特有的空间属性。“密度、距离、分割、异质”4D框架为解析新质生产力空间属性提供了一个逻辑框架。在4D框架下,科技创新空间集聚特征更为明显;数据要素削弱空间距离的物理限制,为赋能欠发达地区发展带来新的可能,也有利于破除非制度性分割;新能源革命、人工智能和算力技术重塑先天性因素作用生产活动区位选择的逻辑和模式,催生新的生产力布局指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形态表现为以中心城市为科技创新极核、以城市群作为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空间网络、以不同区域板块(或类型区)为科技创新应用转化腹地的“点一线一面”结构。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因地制宜发展,需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数字鸿沟”,完善空间治理机制、空间联通机制和空间布局机制。
[摘要]在中国城市的历时性变迁中,国家从来都不是一个被遮蔽的对象。改革开放后,国家与城市间双向制度嵌入与权力吸纳关系的调整,塑造了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增长奇迹。从城市发展历程看,中国首先通过划定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以国家空间选择与政策试验的结合启动了对外开放,并通过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等政策推进促成了众多城市的增长网络。世纪之交,国家通过在中西部地区设立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实现区域发展的空间平衡。近年来,国家通过宏观政策调整,使处于不同发展梯度的城市分别承担从地方经济发展到制度示范的政治任务。这些差异化的任务配置,既承认了城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也确认了通过城市持续发展来实现国家总体目标的基本路径。
[摘要]近年,作为折中“欲求-预算”的一类智性策略,平替消费渐趋成为常人世界的泛化选择。研究立足当前个(群)体在消费过程中追求质价双优的务实化转向,全方位描述平替消费所蕴含拒斥Logo崇拜迎来的“美丽价格”、功效觉醒生成的“适用体验”、社交属性共鸣触动的“欢愉情绪”、自我生活掌舵延伸的“简约悦己”等特征样式。在此之上,深度剖析“售价敏感型”倾向加深、消费祛魅精神扩散、平台去精英化“种草”、国潮风尚崛起等要素对平替消费流行赋予的叠合驱动。未来在肯定平替消费释放的层进优势之时,亦须谨慎洞察其潜存的二律背反,以引导消费者沿循求真适己的价值定位探寻美好生活。
[摘要]《公司法》第191条引入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突破了传统民法“间接担责”模式的路径依赖,对董事“故意或重大过失”履职致第三人受损情形,为第三人提供了组织法的特别直接救济。就该责任定性而言,“特殊法定责任说”有别于民法的侵权行为法逻辑,更贴近解释我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立法演进。就适用情形而言,主要包括董事未及时依法履行清算义务、不当履行清算职责、在新股发行或债券发行中懈怠履职、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等,从而造成公司外第三人受损的情形。就责任要件而言,无论是主体身份/履职行为/主观状态/损失因果等要件,均以公司组织法逻辑为解释标准。就责任形态认定而言,因董事职能、薪酬水平与过错大小的差异,分别施加补充或连带赔偿责任,从“一刀切模式”转向“差异化模式”。总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构造解释,只有经由民法体系而有所超越,才是公司法的最佳司法解释方向。
[摘要]智能技术模糊了工作与生活之界限,催生出保障劳动者离线权的现实需求。离线权本质上是休息权在数智时代的延伸,其制度设计既要充分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益,也要防止过度保护削弱其可持续性。因此,离线权的有效行使需在劳动者个体权利与用人单位管理需求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这要求避免刚性规则造成的不当负担,兼顾经济发展与企业竞争力;也应重拾中国集体主义传统文化与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实现权利的本土化调适;还需考量行业特性、岗位差异及突发状况等具体因素,进行离线权行使的场景化评估。在实现路径上,需构建多层次协同机制,立法层面明确离线权行使的基础框架和底线标准,并依托集体协商机制细化权利内容与实施方式,在企业内部经民主程序制定合理规则加以落实。另外,有必要调适传统工时刚性规定与设定科学劳动定额,以有效推动技术赋能与人性化的劳动新秩序之形成。
[摘要]行政争议可以通过行政声明异议、行政自行纠错、行政监督、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多元机制化解,但新《行政复议法》确立了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功能。因为,行政复议的这一功能定位可以体现协商民主、行政内部监控、行政技术性和准司法的制度优势。然而,目前行政复议要实现这一功能还存在一定障碍,这可以从行政复议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行政复议的公众认可度偏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受限、行政复议能力有待提升等方面来佐证。为此,必须确立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理念,拓展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扩大行政复议的前置范围、加强行政复议能力、达致行政复议案结事了,以真正体现行政复议的实效性。
[摘要]作为重要的非诉讼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仲裁的裁决质量与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仲裁员的胜任力。然而,仲裁员选拔与评价体系长期面临胜任力标准模糊、职业化路径不清晰等挑战。为回应此问题,本研究植根中国仲裁实践情境,以胜任力冰山模型为理论基础,遵循文献分析、行为事件访谈、专家修订和问卷调查的路径,构建并验证了中国仲裁员胜任力量表。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包含沟通协调、认知技能、道德品行、工作动机和个性特质五大维度,共28项具体指标。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五维度模型拟合度良好,各维度均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该量表创新性地纳入了商事思维、跨文化调解能力及本土法治适应性等中国特色的胜任力要素,不仅丰富了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胜任力理论,更为仲裁员的遴选、培训与考核提供了一套科学化的标准与测量工具,对提升我国仲裁制度的专业化水准与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摘要]本文通过“存在”“虚无”和“莽森/无家”这三个关键词讨论海德格尔哲学中人的“本性”,以“无家”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来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区别于作为存在物的物性的“人性”,人与众(存在物)不同之处在于其为存在所规定,存在是人的“本性”。然而人毕竟是存在物,从存在物的角度领会存在自然而然,存在对人来说却犹如虚无,所以人千方百计地逃避存在。不过存在毕竟是人的“本性”,它以“拒予”的方式迫使人去思存在,此即“寻找家园”。人在寻找家园的过程中四海为家,创建了辉煌的文明,却总是在存在物中安家而始终无家可归,因为存在才是他的终极家园。人需要觉醒自己的“本性”,接受无家的“命运”,以在存在物中泰然任之的方式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将“无家可归”转变为“以无为家”。
[摘要]2013年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收藏了米歇尔·福柯档案,一份题为《现象学与心理学》手稿至今完全不为人知,我们的研究特别聚焦于这份完整的手稿。这份手稿很可能是福柯大约在1953至1954年间,与一份关于宾斯万格与存在主义精神病学的手稿和一份关于哲学人类学的手稿同期撰写的,为一篇致力于研究“现象学中的‘世界’概念”的论文所作的最初规划。我们旨在揭示现象学在1950年代初对福柯似乎具有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它在福柯逐渐远离自然主义心理学和一种意识哲学(福柯以一种关于世界、存在和语言的哲学与之相对抗)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由此,福柯发现了现象学的真理,这种真理建立在先验性姿态的激进性以及对一种汇聚了存在、意义和语言的本体论的探寻之上。
[摘要]人类自诞生之际,就有了技术,但人们对技术日用而不知,因而对技术概念即作为集合的技术长期缺乏明确的认知。工业革命之后,由于技术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人们才开始将技术作为一个集合即技术本身来探讨,技术哲学及关于技术的一般理论才开始形成。在最早期,技术与思想是同一的,此后对技术工具性质的认知日益明确。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更准确地提炼出技术的五个一般标准:第一,技术是人造物;第二,技术具有特定的大概率功能;第三,技术实现自身功能的方式是明确的,即非神秘的;第四,技术是可重复的;第五,使用者对技术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是有自觉认知的。由此可以得出技术的定义:技术是人造且为人自觉认识到的具有大概率功能的可重复手段。这个定义等价于:一种手段是技术,当且仅当使用者认识到其能够产生可重复的功能。
[摘要]阿鲁福军援案作为全面抗战初期中法军事援助交涉的延续,本质上仍旧是杨杰为改变中法合作遇挫的困境,冀图利用西方资本寻求开拓中国军火市场的契机,实现国际援助的新突破。随着苏联明确拒绝提供担保,阿鲁福案失去至为关键的前提条件,蒋介石要求杨杰中止谈判。孰料此时第三次中苏借款难产,国民政府需款正殷,恰逢杨杰报告阿鲁福意欲搁置第三方担保,与中方继续展开合作,在蒋介石默许下,阿鲁福案再度重启。然而阿鲁福承诺起运的百万英镑军械再三拖延,杨杰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又急于求成,最终该案毫无所获。由此可知,特使外交在争取列强援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又受制于特使的外交能力、知识背景、人际网络,形成难以避免的内在局限;且国民政府的对外求援机制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倾向,成为其处理国际关系难以克服的潜在挑战。
[摘要]AI写作已日益成为一种现实的文化生产业态,切实介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诸多方面。有关于此的一些基础性议题无法以过于激进乐观或保守悲观的姿态加以回应。基于概率计算原则与算法驱动本质,AI写作在展现出拓展文学研究新边疆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乎知识产权、社会结构乃至人类认知的根本性挑战,并与人类文学创作的内在机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分野。面对AI写作这一既定的文学事态,文学研究亟需在拥抱其便利的同时,妥善处理风险挑战,在坚守人文精神的前提下积极推进人机协同与互动,以回应技术与时代的追问。
[摘要]论文探讨神话与科幻的跨文类生成机制,揭示二者通过文类边界流动实现的符号共生。神话的流动性使其能在不同时代通过技术语境实现“转码”,而科幻则借神话的原型母题构建情感共鸣机制。二者的融合本质是人类通过“可能世界”建构实现认知同构:神话以象征系统构建前科学宇宙观,科幻以技术理性拓展现代想象,并通过文类互写共同在“解释未知”与“投射未来”的功能界面形成镜像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