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城镇化下的社区建设常常面临被动城镇化、社区脆弱化及不完全城镇化等问题,从而导致社区发展出现内涵空洞化、人际关系隔离化及社会角色差异化等一系列社会风险的积累现象。为减少这类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充分认知社会资本的变迁与作用,并通过重构社区的社会网络、社会文化与社会感知,实现对城镇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恢复,从而保障新型城镇化下的社区能够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文章综合新型城镇化理论、社区发展理论以及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观点,探究“社区发展一社会资本—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其中,社区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而社会资本是影响社区转变成败的关键。同时,考虑到“人”的特殊性和主导性,这一理论模型的实质又是从“社会人”到“人的发展”,再到“人的转变”的动态过程,即“人”是化解风险和重构路径的核心。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夜间经济已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构建以城市居民对夜间经济的满意度为因变量,以夜间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安全性、便利性、文化氛围和环境质量为自变量,以居民参与度和情感体验为中介变量,以政策支持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夜间经济活动越多样、环境越安全便利、文化氛围越浓厚、环境质量越高,居民的满意度就越高;居民参与度和情感体验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情感体验对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尤为显著;政策支持力度显著增强了城市夜间经济质量对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文章揭示城市夜间经济满意度的多维影响因素,为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夜间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摘要】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传统供应链治理面临全新挑战。如何借助区块链技术,突破传统供应链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瓶颈,实现“区块链 + 供应链”融合治理,对提升供应链治理效能具有理论价值。文章围绕供应链治理问题,借助区块链的技术治理优势和供应链的契约及关系治理优势,构建“区块链 + 供应链”双链融合治理理论,设计“区块链 + 供应链”双链融合分布式治理结构,并对“区块链 + 供应链”融合治理的赋能机制进行分析,推动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技术治理的交叉融合,全面提升供应链治理效能。
【摘要】数字商品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价值载体,其内在的二重性矛盾对传统劳动价值论构成了深刻挑战。数字商品的非消耗性、可复制性、可分享性、排他性、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等特点,导致其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显著分离,形成独特的价值悖论。这种价值形态的深刻变化,使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数字商品价值来源、衡量与分配时面临新的时代课题。文章基于对《资本论》经典框架的再阐释,主张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特征,深化并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通过细化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类型划分,揭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虚拟化与全球化特征,同时分析政策、技术、垄断等因素在价值形成链条中的关键作用,以应对数字商品价值运动的新规律。
【摘要】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往往伴随一种二元叙事:一个是《经济发展理论》中强调个体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青年熊彼特”或“熊彼特-I”,另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强调大企业常规化、官僚化创新的“晚年熊彼特”或“熊彼特-II”。文章旨在从思想史视角,考察“两个熊彼特”论断的产生及其引发的争议,并对熊彼特的代表性作品进行文本追踪。文本研究并未印证“两个熊彼特”所谓的立场断裂与思想逆转,反而表明熊彼特思想中始终存在“个体企业家中心论”与“个体企业家过时论”双重判断。这种矛盾表象一方面源于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划分,另一方面也与他坚持将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进行学科分离的研究取向相关。但将之置于资本主义文化有机体演变视域中观察,这种理论张力实则构成某种自洽与相容:当熊彼特预言个体企业家终将消失时,实际是对个体企业家历史价值的确认。
【摘要】推进“科技—产业—金融”和“科技—教育—人才”良性循环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但上述两个循环不能孤立理解。文章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即“科学—技术—产业—金融—教育一人才”六要素循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视角进行探析并提出两个相关假说。研究发现:六要素本质上是一个有机整体,各要素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统一的经济循环,具有整体性与层次性融合、强作用与弱作用交汇、内在性和开放性贯通等特征;“科学—技术—产业多路径创新”假说认为,既可以在科学创新指导下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产业化,也可以先开展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化应用,再探索科学真理;“创新风险分类承担”假说认为,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及产业发展风险程度不一样,需要不同类型的金融予以分类支持。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程度不深,六要素循环中还有许多堵点痛点。研究结论进一步丰富了关于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新思路。
【摘要】数字化平台推动了企业组织形式获得新的发展,并由此构造出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劳动社会化范围的扩大催生出新型的零工劳动样态。平台零工劳动过程与传统劳动过程相比,劳动时间呈现出从连续性向碎片化转变、劳动空间从固定性向分散化转变,劳动休闲边界从清晰化向模糊化转变的显著特征。通过对零工劳动过程与传统劳动过程的比较审视,深入分析零工劳动的本质及其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零工劳动与资本相结合的社会生产关系表征出零工劳动力商品化发展的新趋势,为应对零工劳动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应从破解算法规训、扬弃劳动异化与消解资本权力三个维度积极探求问题的破解之道,以更好地引导平台经济与零工劳动向前发展。
【摘要】在文旅融合发展进程中,作为地方标记的地域文化符号常发生旅游化演变。以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和土默特左旗为例分析发现:其地域文化符号经历了创建符号载体、发挥现实社会功能、赋予特定符号意义、传播象征意义四个发展阶段;地域文化符号发生旅游化演变的条件为符合当代社会价值观、能代表地域整体形象且得到社会广泛认同;演变过程分为打造标志性景点、拓展旅游符号体系和培育全域文化旅游符号三个阶段。文化旅游目的地应遴选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符号,将其物化载体打造为标志性景点,进而通过文、产、旅跨界融合拓展旅游符号体系并向全域空间扩散,逐步培育形成全域文化旅游符号。
【摘要】文化企业包括文化内容企业、文化服务企业、文化制造企业和传统手工艺企业,其数字化程度依次递减。目前,文化内容企业基本已形成数字产业化态势,AIGC使其迎来划时代变革。文化服务企业数字化主要是加强平台化建设,开展精准营销以及整合资源,优化文化产品供给。文化制造企业不仅在于生产、管理、营销等环节数字化,还在于随着数字化深入,文化含量和创意性逐渐增加。传统手工艺企业在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生产中“手”在发生着时代性变化,同时通过数字平台加强组织管理,以数字化营销展现出手工艺文化产品新的生命力。
【摘要】推进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基于百年变局做出的重大决定。文章从国内资源禀赋变化、国际制度摩擦两大维度刻画“百年变局”,并由此阐释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意义和目标定位。从外部看,大国之间制度摩擦日益加剧,亟待接轨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缓解制度“规锁”。从内部看,我国资源禀赋优势逆转,由劳动力、环境要素丰裕型转向资本、技术要素丰裕型,急需良好的制度环境,将票赋优势转化为生产率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文章聚焦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分析其推进制度型开放面临的“没权限”“不协同”“缺土壤”等难题,剖析制度创新成果的“浅层化”“碎片化”现象,并基于改革赋权、多跨协同、考核导向、渐进对标等视角,提出对策建议,为更好地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政策参考。
【摘要】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提供了重要平台,致力于以农产品贸易打造“减贫之路”。文章选取29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实证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对该国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对降低该国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数字贸易技术的应用和就业带动。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减贫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如何有效挖掘人工智能的创新潜能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已成为学术界与产业界共同关注的战略议题。当前,尽管相关研究已取得初步进展,但存在理论体系不完善、研究视角分散等突出问题,这不仅制约着人工智能在企业创新实践中的深度应用,也影响着学界与业界对其价值的准确认知。文章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对2016—2025年国内外重要文献进行全景式梳理,在系统整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企业创新全周期中人工智能应用的理论框架,重点揭示人工智能核心功能在不同创新阶段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文章提出未来重点研究方向,为推动人工智能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形成与发展高度依赖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当前,我国科技资源配置在部分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区域科技资源配置不均衡、科研经费投入差异巨大、高端创新人才资源相对短缺且分布不均衡,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等问题。文章聚焦科技资源配置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创新投入、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