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变迁演变是一个相辅相成、同向而行的互动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迷失中觉醒过来,作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事实上提出了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双重任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围绕“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中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巩固文化主体性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观点。文化自信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论基础,进一步拓展了实践唯物论的历史维度和社会维度;重视民族文化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逻辑前提,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的理论;新的文化使命明确了构建文化主体性的目标指向,接续回应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文明发展道路的思考;“两个结合”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摘要:意向性问题是人工智能研究中至关重要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前沿成果,它能够根据用户的“输入”,生成具有逻辑性的内容。相较于传统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意向性模拟方面展现出强大优势。然而,由于存在意向意义缺失、承载主体具有差异性、意向内容具有不可解释性等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从本质上实现对人类意向性的全面模拟。尽管如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可扩展性和多维度可应用性,仍使其展现出在意向性模拟方面的巨大潜力。为此,可通过运用量子计算、构建世界模型与应用整合信息论等路径,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功能性层面上实现更高层次的意向性模拟,从而进一步增强其对人类意向性的模拟能力。
摘要:预先市场承诺(AMC)在公共卫生领域被首先提出,用于促进对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投资。AMC 是具有实物期权属性的需求侧政策,是公共部门和社会资本合作的特殊机制,通过设置行权条件明确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里程碑。AMC运用预购承诺为关键核心技术的投资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预期,政策推动者只为成功的结果付费。本文基于AMC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机制,研究AMC机制设计的关键因素、适用范围和实践问题。AMC作为加速中长期技术研发的政策工具,除了用于解决低收入国家疫苗的市场失灵问题,也可以用于促进气候变化、量子计算和生物医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对于具有一定研发基础,可以预先设定所需产品的规格和制定3—5年及5年以上发展路线图的技术领域,AMC能够通过市场需求拉动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和促进其产业化,对于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已有突破且技术距离较近的“短板”项目具有政策意义,有助于在操作层面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锤炼的鲜明政治品格所作的总体性凝练,是彰显百年大党精神特质的核心标识。伟大建党精神兼具“建党实践具象形态”与“百年精神抽象本体”的双重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元精神”,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则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化具象与实践性展开。二者在实践、理论、历史、文化、功能、使命六个层面上深度契合,形成了同源、同根、同构、同脉、同向、同归的统一性逻辑。对二者关系的辩证阐释,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的精神维度解答,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党的精神建设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理论支撑。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以32个字概括出伟大建党精神,其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之本。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中共二大是其形成的关键节点。中共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是初心和使命的具象体现。中共二大能够提出正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得益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以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的深入认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及苏俄道路的影响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必须建设“大的群众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摘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是党对领导干部的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要认真调查研究,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要求真理、察实情、讲真话、做实事、求实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实事求是派。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了人民的中心地位和人民主体性。这一核心逻辑延展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具体表现为:以人民向往为目标;以人民满意为评价标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执政队伍;建设职能清晰、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全面依法治国,健全公正司法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向未来,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法治。
摘要: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的理念在地方逐步演变为具体的制度形式和生动实践。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还存在政协委员对基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参与基层协商主动性不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难互嵌、各协商主体间尚未形成合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功能难融合、无法充分发挥治理效能,协商平台体制机制不顺、协商成果采纳落实不足等问题。为克服当前我国各地协商平台的“悬浮化”困境,本文尝试搭建平台型融合治理的理论框架,从五个维度提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的优化路径,即强化党委领导,推动协商主体的多元融合;打通协商平台,促进协商场域的跨界整合;深化机制创新,聚焦协商流程的优化再造;强化技术赋能,实现协商议题的敏捷回应;融入协商文化,形成协商衔接的内驱动力。
摘要:面对中国超大规模、快速且深度老龄化带来的“时间长、任务重、挑战大”的养老压力,尤其是近半数老年家庭为空巢家庭及老年人平均带病生存5年的现实,养老需求已从基础生存保障转向更高层次的“尊严养老”,强调保障老年人自主权、社会尊重、情感支持和价值实现。现有养老体系依赖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三大支柱”,但面临严峻挑战。其核心困境在于孝道伦理弱化导致家庭赡养功能不足、机构资源配置失衡、法律不健全和监管缺失。推动“尊严养老”需多措并举,包括更新孝道理念并推动精神瞻养法制化,优化养老资源区域配置并提升服务普惠性及医养结合能力,制定分级化的“尊严照护”国家标准并融入培训与服务,加快相关法律立法进程以刚性保障老年人尊严权,建立智能化的穿透式监管体系。最终目标是整合家庭、社会和个人力量,推动我国养老体系实现从生存托底向价值升华的根本转型。
摘要:本文基于2018年和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运用潜在类别模型探索城市低龄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类型及其成因,并分析其福祉后果。研究发现,低龄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类型可以分为高参与型、关怀陪伴型、适度参与型、低参与型和环境安全型,各种类型归属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志愿服务参与类型对老年福祉的影响显著且稳健,相对于适度参与型,高参与型、关怀陪伴型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有显著的消极影响,环境安全型则对老年人社会适应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摘要:对时代的科学判断是制定国家战略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越走越宽广,并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作出了科学判断。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是明确表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可以专心从事经济建设,继而明确提出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党的十三大正式把和平与发展确定为当代世界的主题。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和平问题还是发展问题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全球性问题增多的世界上,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观仍有其当代价值,我们仍需要坚守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
摘要:从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以来,俄罗斯就进入了“普京时期”。普京提出了“俄罗斯思想”,强调加强中央权力、加速发展经济与恢复俄罗斯的原有地位,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方针。俄罗斯经济在普京执政的前8年,实现了恢复性的增长,之后则一直处于跌宕起伏的状态。出现这一状况,主要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俄罗斯未能解决好一系列国内问题有关。未来,俄罗斯经济发展仍将面临诸多困境,充满不确定性。
摘要:进入21世纪,保守主义在俄罗斯全面复兴。俄国保守主义呈现多元化特点,以传统主义、有机理论和东正教信仰为理论内核,强调历史传统的重要性、国家发展的连续性、民族文明的特殊性。保守主义者普遍认为,应当在权威主义指引下,以传统价值观为导向,整合俄罗斯国内日益分裂的意识形态,弥合断裂的俄罗斯国家历史叙事,从而走出一条符合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并服务于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独特的俄罗斯道路。但是,俄国保守主义的核心理论基础薄弱,无法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东正教已然丧失了道德权威地位,无法担负起建设国家主流文化的历史重任;由于过分强调民族特殊性,保守主义极易滑向民族主义、反西方主义泥沼,成为俄欧、俄美关系持续恶化的文化根源。
摘要: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支撑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抓手。当前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存在产教协同不足引发学科供需结构性错配、资源配置失衡制约新兴学科发展、管理体制滞后影响响应时效、高校内部治理碎片化导致执行不畅等突出问题。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实践表明,高校学科设置调整关键在于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精准对接产业、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明晰边界、充分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活力、构建多元质量评估体系强化监督。为有效应对挑战,建议着力增强学科设置调整机制的战略导向性,紧密对接国家创新链与产业链需求;优化资源投入机制,构建均衡可持续的学科发展生态;完善审批管理体制,提升制度运行效率与灵活性;强化高校内部治理协同,明确权责、优化专业评估;深化开放合作机制,拓展国际视野与外部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