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崭新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实践既遵循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彰显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独特气质,实现了对西式现代化的批判与超越,具有独特的精神标识:“全面发展、多元和合”是其总体性精神标识,指明了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是其价值性精神标识,回应了人类追求现代化到底“为了谁”的问题;“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其交往性精神标识,解决了不同文明主体怎样和谐共处,多元协同的问题;“义利相和、富而好礼”是其道德性精神标识,提供了现代化进程中判断善恶、美丑的道德坐标。这四大精神标识构成有机整体:总体性如骨骼,奠定发展框架;价值性如大脑,指引前进方向;交往性如血脉,促进文明交流;道德性如免疫系统,防范发展风险。四者协同作用,不仅突破了西方现代性困境,更深刻把握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
摘要:推动磷肥减量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中国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磷肥减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磷肥施用具有显著的减量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提升农业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促进了磷肥减量。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农业功能区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磷肥施用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粮食主产区的磷肥减量效应更为突出;在自然地理区位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北方地区磷肥施用产生了显著的减量效应,对南方地区磷肥施用同样具有减量效应,但未达到显著水平;在土地流转规模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显著抑制高流转规模经营主体的磷肥施用,但对低流转规模经营主体磷肥施用的抑制效果不明显。因此,要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与基础设施完善双向发力,发挥高流转规模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效应,从而更好地促进磷肥减量。
摘要:技术和制度是推动化肥减量的关键驱动力,然而自然科学围绕技术的研究多以减氮为导向,社会科学围绕制度的研究大多不区分氮磷钾肥,导致磷肥的属性特征差异及其隐含的施用行为影响被忽视,农业减量化背景下水稻生产的磷肥用量不降反升,长江中下游18个地区-水稻生产系统中有14个存在磷肥过量问题。这会抑制水稻对其他养分元素的吸收继而阻滞增产,还会加剧磷矿资源利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长江流域的总磷超标问题。技术方面以氮为导向的复合肥配制及其在肥料结构中占比上升隐含着更大的磷肥过量风险,需要探寻氮磷养分平衡的减量技术策略;制度方面由于稻田磷素来源单一且磷肥仅需作为基肥一次性全量施用,通过农地和服务规模经营实现磷肥减量的潜在效应也有待发掘。进一步地,磷肥肥效的信号显示弱,生产者的磷肥施用行为决策亟须突破信息不完全的制约。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产权与基层组织治权作为乡村发展的核心支柱,二者通过制度耦合共同塑造乡村治理格局,并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为适应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需求,可以建构“要素-权构-体系-机制”四位一体的权制互动分析框架。要素、权构、体系、机制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动态循环且具有自我强化特性的系统架构,驱动着静态资源占有向动态价值共创的根本性转变。该框架建立起一个连接宏观制度、中观组织与微观行为的整合性解释体系,成为能有效适配多元产权、整合多元治理,并在县域层面有效运作的制度协同架构。实践表明,“产权-治权”协同演进可破解产权虚置与治权弱化的“两张皮”困境,实现要素整合、产权赋能、体系激活与机制耦合的多重效应。以“强产权”与“善治权”为乡村振兴的一体两翼,可以整合碎片化资源要素,重塑产权结构,缓解不同主体行动逻辑的张力,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从而提升治理效能。
摘要: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重心和难点都在基层。推动基层平安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全面推进强国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之所以可能,在于党建与基层平安建设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是党建逻辑与基层治理逻辑的辩证统一,其核心要义在于以党建引领提升基层平安建设的效能、在引领基层平安建设中提高基层党建质量。新时代新征程以基层平安建设为重要抓手推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需要着力在加强组织建设、强化政治引领、完善建设机制、强化科技赋能、激活根本力量等方面不断推进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创新。
摘要:当下,对于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的讨论都热衷并止步于从“能不能”这个维度切入。在人类早期,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水平,对于技术也只存在单一的“能不能”之问。当下,人工智能的“能”力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该不该”之问就走上了台前。从“能不能”转入“该不该”,是对人工智能的讨论从以事实判断为特征的科学范式切入上升到以价值判断为特征的伦理范式切入,这是研究人工智能的新面向。我们可从人工智能的身份与人的身份这两个方面来确认“该不该”的标尺。人工智能的身份只能被确认为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之目的而产生的技术性工具,颠倒人与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之间的目的与工具的关系是“不应该”的。人自身的身份只能被确认为自由意志。人工智能虽然可以模仿人的推理能力、模拟人的感情,但无法理解人类丰富的内在世界,无法拥有文化底蕴、历史意味和道德境界。即使未来人工智能“有能力”与人类实现价值对齐,拥有自由意志,从道义上讲也是“不应该”的。
摘要:当代生物技术革命正积极探索抗衰老和延长寿命的可能性。超人类主义者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衰老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死亡则是一种既应该又能够避免的恶,支持利用生物技术延长人类的寿命。但这种“人类增强”是否值得追求尚需深入思考。生物伦理学家皮特·辛格基于功利主义立场指出,延长寿命会威胁未来世代的福祉。其他道德哲学家则指出,延长寿命可能影响人类生活的一些基本特征,构成对人类本身的否定。具体来说,延长寿命无法延续人对生活的热情,可能会加重厌世感;延长寿命可能降低人对在世时间的珍惜程度,削弱“有死意识”对人把握生活机会、追求有意义事物的积极作用;延长寿命还可能威胁人的价值关怀,影响对卓越德性、自我完善、精神满足等的追求一有死的生命前景被看作维系这些价值关怀的关键前提,而人们正是在追求它们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延长寿命这种人类增强有可能转化成人类否定,偏离对人类福祉的追求,因此需要理智地看待对它的热情。
摘要:康德的合法性理论与自然权利论者的“同意论”不同,他并不认为个人意志与权利是服从国家统治的义务来源,而强调个人法权与国家法权的同构性。通过普遍法权原则的先验演绎及源初契约的理念论证,康德表达了服从国家统治的先验义务观点以及这一国家本身应当具有的先验标准。因而,个人法权与公共法权的互为表里关系,以及为实现这些法则所需的宪制条件,共同构成了康德合法性思想。这不仅凸显了他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独到见解,也为当代政治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摘要:孟子在承认生物之性的基础上,赋予“性”以新的内涵,将“性”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即道德之性。孟子性善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将“性”与“心”绾合在一起,以心言性。孟子之“命”有一大特点,即“一体两面”,同一个“命”有命运与道德两大指向。孟子倡导人选择和承担道德之命作为人生依归,然后“存心养性”,坦然面对命运之命。孟子之“性”与“命”皆有两大指向,合起来就可以有四种字义组合,即“生物之性—命运之命”"生物之性一道德之命”“道德之性—命运之命”“道德之性一道德之命”。我们可以以这四种组合为参照来分析孟子在具体语境中有关“性命之辩”的论述。单纯从道德的视角看,生物之性是孟子人性论所轻视的一面,但从政治的视角看,生物之性与道德之性皆是孟子人性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摘要:短篇名作《受戒》《大淖记事》皆发端于汪曾祺的青少年经历,且有其特殊的诞生机制。两作系作者历经“不平坦的生活道路”后的自我救赎,注定了是“八十年代的故事”而非其他。其从本事到故事的艺术重构,呈现为“去深度化”的策略选择与美在“自然”的新的深度机制。这造就了《受戒》《大淖记事》特殊的文学史价值。汪氏小说多数可归入源远流长的古代隐逸传统在20世纪的突然“翻新”,《受戒》《大淖记事》则代表了隐逸传统在改革开放时代“翻新”的差异性路径。作为“伤痕时代”无法被表述的伤痕的产物,两作也敞开了多向度的“八十年代的故事”以及有待辨识的文学史皱褶。
摘要: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美学既是电影美学理论也是民族美学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与之相对的是,少数民族电影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审美人类学把审美问题放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具体架构中加以审视,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美学研究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在双重要求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美学生成于电影美学与民族美学相交叉的理论语境,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讲好中国故事相交叉的现实语境。结合少数民族的自然审美、社群审美和艺术审美,可总结出空间生产的恋地性、地方书写的寻根性以及歌舞展演的民族性三种少数民族电影美学的基本特征。在新时代民族工作和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电影美学既为构建中国电影美学和民族美学提供了理论价值,也为增进共同性和包容差异性注入了精神动力。
摘要:当代苗族小说各民族文化互融书写,主要包括苗族与各民族杂居互嵌和守望相助书写、苗族等各民族族际通婚和血脉相融书写、苗族与汉族相互学习和文化互鉴书写。这些书写充分显示出自古以来苗族与汉族等兄弟民族平等、友好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苗族与汉族等兄弟民族“一家亲”的和谐民族关系,彰显了苗族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伟大祖国等的自觉而高度的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摘要:红军开始长征前,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十分粗疏,存在着多种相互矛盾的印象。当时在美国出版的一些红色作品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却因固有的局限性而没能完全掌握话语权。红军离开瑞金后,中国共产党已被消灭的论调一时成为美国报刊上的主流声音,但却很快被红军仍然活跃的消息否定。对中国共产党抵触甚深的在华传教士们,既因斯塔姆夫妇被杀等事件大肆贬低中国共产党,却又用其亲身经历让世界看到了一支真实可敬的红军队伍。西安事变的爆发和《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宣传中的不利地位,使美国得以了解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对东西方冷战格局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大潮,为洗刷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历史,进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营造适宜的国际环境,在外事领域从国家主权、国家外交、国家担当、国家性质等四个层面对新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建构。在此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新中国政府不仅捍卫了自身的尊严与权益、提高了声望与影响,并且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与发展、维护了人类的正义与和平。
摘要:生态利益是环境利益的重要类型之一,在生态文明时代对生态利益理论这一基础性命题展开探究具有重要的价值。生态利益是指人类为了满足对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需要而产生的具有生态价值的利益。生态利益具有非物质性、系统性以及层次性等特性,这些特性形构了生态利益的功能属性。从传统路径来看,生态利益实现需要政府管制、市场调节以及司法救济等手段,但是这些手段存在一定的局限。基于此,可以借助权利路径和权力路径,重新去发现生态利益实现的基本法理,从而为生态利益的权利化路径和权力化路径的实现提供新的理论叙事方案。
摘要:党内法规总结破解历史周期率问题的已有经验,将其塑造为法治轨道并融入国家治理的具体环节,在价值、意见、行动三个维度对国家治理产生统合功能。其中,价值统合回应党的自我革命的破解方案,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使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在国家治理活动中时刻契合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意见统合回应民主理念的具体实践,将来自社会主体和党内主体的意见表达供给至政治决策的环节,为国家治理形成科学方案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行动统合则关注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活动中的实际效力,以正式制度的形式为各级各类组织赋予相应权力,再通过集中机制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得以落实。党内法规在国家治理中的统合功能保持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人民幸福安康,需要在未来的制度建设中提供更为充实的规范供给。
摘要:《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的特殊减轻处罚制度属于填补制度漏洞的条款,旨在通过“降档量刑”实现个案公正。从制度演进视角观察,该条款的性质嬉变,主要根源于中国刑事法治发展过程中对司法权力滥用的激进反思,导致了现行刑法规范体系中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事实缺位。司法实践的尝试突破始终需要面对“立法原意”与严苛程序的室碍,使得该条款长期徘徊于“沉睡条款”与“终结法定刑的帝王条款”之间。《刑法》第63条第2款所规定的“特殊情况”中的“特殊”应当,也能够以“罪刑显著失衡”理解,从而扩大解释为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并从制度形式、实质与程序三个关键侧面厘清体系定位。具体而言,既有模糊、单一的“综合”判断标准无法满足实践需要,但也不宜对“特殊酌量情节”进行法定化、封闭化。“特殊酌量情节”至少应当包含一种“罪责显著失衡”的特质,且排斥不具有处罚必要性、单纯从轻要素的叠加以及证据事实缺陷问题等情形,并以此为基础优化裁判的实质与程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