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不确定性、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阶段。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中国对外开放之路如何坚定前行?“十五五”规划建议清晰昭示扩大自主开放成为下一阶段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路径。把握扩大自主开放的科学内涵,需要坚持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 首先,扩大自主开放根植于70余载开放实践的自主基因。 自主开放理念在新时代的正式提出与
[摘要]“十五五”时期,我国高水平开放面临新形势的主要特征有:开放环境发生结构性转变、开放对象不断演变和扩大、与开放挂钩的议题不断拓展等,同时也需应对制度型开放的深度与广度仍需拓展、双循环联动效应有待增强、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治理能力需进一步提升、区域与全球合作机制的协同仍需优化等挑战。基于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主动转变、以“制度型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拓展新空间等多重逻辑分析,“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要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升维至“规则标准型开放”、从“政策洼地”建构转向“制度高地”的系统集成、从“被动适应全球化”转向“主动塑造全球化”、从“防御性安全观”升级为“能动性安全观”,推动制度创新、机制优化、环境营造与安全保障“四位一体”协同发力。
[摘要]“十五五”时期,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将继续面临深刻复杂的变革,地缘政治矛盾和大国竞争交织,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料的挑战增多。总体来看,未来五年将是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阶段。“十五五”规划建议稿中突出强调“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应当认识到,制度型开放难以仅靠地方试点实现突破,亟须中央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出台统筹改革的整体方案。为此,面向“十五五”,提出四方面建议:要扩大自主开放的领域和范围,营造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持续优化贸易结构;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强化对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与出口,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摘要]近年来,在全球数字价值链逐渐形成中,我国数字贸易规模迅速增长,数字技术在各领域广泛应用。提升数字生态韧性及数字产业竞争力,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我国在全球数字价值链占据关键节点,揭示了我国深度融入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内在逻辑。当前,多重数字贸易壁垒挤压我国数字企业“出海”空间,数字贸易规则碎片化及我国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不足,数字安全与数字治理风险面临诸多挑战,数字经济在区域、产业和技术层面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应在制度协调、标准互认、新型贸易模式方面探索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新范式,强化数字贸易优势;主动对接和参与制定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着力提升规则制定的主动权与话语权;以数字价值链升级为主导,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风险防控维度协同推进,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创新生态;优化数字产业空间布局,引导数字贸易差异化协同发展,促进我国在全球数字价值链分工中全面升级。
[摘要]世界经济正在以“变乱交织”的方式开启再全球化进程,其不是对原有全球化的简单迭代,而是一场系统性重塑,底层逻辑已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再全球化在给中国带来挑战——尤其是全球经贸体系转型导致的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同时,也为中国重塑自身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地位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十五五”时期,应通过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再全球化走向合作共赢,主要着力点包括: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助推经济再全球化进程中规则与秩序重构;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统筹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际经济再全球化两个大局;推动国际贸易创新发展,加速实现贸易结构升级与贸易方式转变;拓展国际贸易新领域,深耕绿色贸易、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贸易;打造全球经贸“共生”生态系统,全方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要]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两大引擎,高水平开放与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构成有机整体。高水平开放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形成倒逼机制,而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深化,又为进一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高水平开放与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协同面临地缘政治风险、与要素流动相适应的安全制度有欠完善、改革进度差异引发的系统协同挑战等梗阻,需要积极扩大单边开放,自主开放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强区域间政府部门间协同,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积累区域改革共识与新成果。在优势区域设置规则对接先行区,推动制度创新与话语权提升;打造多层次、枢纽化的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引导新质生产力领域高效集聚与优化配置;系统构建支撑要素高效配置与价值实现的生态体系,形成要素集聚与制度环境相互促进的艮性循环;构建要素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全面提高区域间要素协同配置效率。
[摘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已成为推动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制度基础。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制度的统一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效率,以及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衔接程度。立足“制度一体化一要素联通—区域协同一规则兼容”的分析框架,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统一基础制度、优化要素配置、强化区域协同以及推进规则内外衔接,显著改善了服务贸易发展的制度环境和运行条件。但在制度执行、要素市场一体化、区域协同治理以及与国际规则对接等方面仍存在结构性短板,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优势向服务贸易竞争优势与持续动能的充分转化。要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统一市场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构建高效跨区域协同与多元治理机制,加快服务贸易国际化进程,为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和可持续的制度支撑。
[摘要]当前,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保税维修、离岸贸易以及海外仓等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是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重要支撑,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在当前多重外部风险叠加的时代背景下,各类贸易新业态也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源于贸易模式本身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受制于制度建设的滞后性。这些挑战在交易、支付、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环节衍生出诸多风险,制约了新业态的健康持续发展。实现贸易新业态的稳定、健康、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的合规水平,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制度安排的统筹协调,优化政策保障体系;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建立灵敏的风险预警机制,在坚持开放与鼓励创新的基本原则下,推动贸易新业态主体加快数字化创新步伐,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育体系。
[摘要]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中非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呈现出产业协同增强、中间品贸易增长、供应链多元化与布局分散化,以及贸易与投资深度融合等特征,开放、投资、援助、金融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中非贸易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与此同时,绿色合作深化、数字经济拓展、跨境电商崛起和服务贸易扩大,也为中非经贸合作注入了持续的新动能。然而,中非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仍面临产业协同基础薄弱与规则衔接不畅等多重结构性与制度性约束。推进制度型开放,是推动中非经贸合作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关键路径。未来,应着力构建高标准中非自贸体系,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与营商制度对接,共建数字与绿色创新规则体系,推动地方开放高地与制度创新示范区建设,并强化多边协调与国际规则共塑能力,从而推动中非贸易合作实现从“商品流”向“规则流”“制度流”的深刻转型。
[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航运业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其发展对中国企业全球产业布局具有系统性影响。航运业通过成本传导、创新赋能、网络延伸与安全保障三大机制,通过绿色化智能化转型、航运网络优化与制度型开放,赋能企业实现产业链跨境延伸、价值链高端跃升、供应链韧性增强、创新链全球协同。与此同时,其赋能中也面临航运市场结构性失衡推高布局成本、贸易规则升级制约产业适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布局风险、供应链脆弱性削弱布局可持续性等多重挑战。面向“十五五”,应以精准对冲市场波动、主动对接规则升级、系统化解地缘风险、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为核心方向,构建航运业发展赋能中国企业全球产业布局的协同体系:政府层面,强化宏观调控与制度保障;行业层面,深化创新转型与服务升级;企业层面,联动航运资源优化全球产业布局结构;从而推动航运业与企业全球布局深度融合,提升中国产业链全球竞争力。
[摘要]以标准对接与引领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与供应链稳定性、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从而提升我国市场供给的整体质量水平。当前,以标准对接与引领促进内外贸一体化面临的困难主要在于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制约,全球标准治理体系碎片化及我国在标准体系制定中的话语权有待提升,使企业在对接与引领标准方面面临更高的制度性成本。应构建分层分类的标准对接与引领体系,加强政企在人才培养、技术支持、行业引领等方面的协同,以多项政策协同释放企业对接与引领标准过程中的资金压力,加大对企业在标准对接与引领过程中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拓宽对接国际标准的广度与深度。
[摘要]运河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形态,依托水上运输体系,有效连接运河区域、内陆腹地与国际市场,推动区域开放与协同发展。运河经济具有基础先导性与区位重塑性、产业集聚性与空间组织性、区域协同性与开放联动性、要素整合性与发展外溢性,形成了产业链延伸、生产要素流动、产业集群等多维度融合、多层次联动的发展模式,在构建纵向发展轴、打造内外联动战略通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覆盖东、中、西部的现代化内河航运网络。面临行政壁垒与利益共享机制缺失、产业基础薄弱与创新动力不足以及资金保障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制约,应系统构建战略统筹机制,全面提升江海互联互通水平,优化运河空间和产业布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积极构建运河命运共同体,优化运河经济发展体系,全面推动我国运河经济实现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